主讲人：孔祥毅

马克思认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是一个规律。在生产没有从属于资本以前，资本作为商人资本可以独立地优先地发展起来，这就是经营贩运贸易。“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的各个生产部门分离了。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1]晋商就是建立在主要依靠异地贩运贸易基础上的商人资本。当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变化时，商人资本自然要走向分化，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晋商衰落与转型。

一、经济社会背景

国际背景

中国商业革命虽然与欧洲商业革命同时发生，但是经过1500－1750 年的250年时间，欧洲的商业革命导致了欧洲工业化，先是英国产业革命，继而整个欧洲过渡到工业社会，商人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资本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向外扩张侵略。到19世纪上半期，欧洲列强已经占领了不少经济落后的国家，开始把矛头对着曾经是天朝帝国的大清王朝，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一是科技进步使国际商路发生变化。欧洲工业革命，带来蒸汽机的使用，运输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火车、轮船，代替了马车、牛车与骆驼等运载工具，国际商路也发生变化。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通车，俄国利用海上运输与铁路运输对华贸易商品，运载成本比原来经过山西的茶叶之路上马车、骆驼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经俄罗斯与欧洲的茶叶贸易由海上直接进入了欧洲，山西商人失去了地理优势。欧洲大机器生产的布匹、呢绒、金属制品、玻璃器皿等价廉物美，对中国消费者也有强烈的吸引力。

二是外国商品在华倾销,占领了中国市场。欧洲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长期以来对以白银支付对华贸易逆差耿耿于怀，19世纪初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商人，发现了在其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运到中国，成本很低，利润丰厚，不但解决了对华贸易逆差，而且还能够吸收中国白银，扩大自己的贵金属储备，称霸世界。于是对中国大规模的鸦片贸易开始了，由此引发中国白银外流，经济下滑，国民病弱，国势由强而衰，外交陷于被动等诸多问题。这种贸易，当然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1840 年侵略者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鸦片与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之后侵略者得寸进尺，开放商埠扩大到几十个港口与城市，于是洋货进一步涌入中国市场，洋布、洋油、洋火、洋烟、洋糖等洋货可以由沿海直达内地乡村，外国商人可以直接到内地收购土特产品和原材料，而中国人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市场则逐渐萎缩，商业手工业亏损、破产。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19世纪40年代以后，几次出现外商在华设立银行高潮，第一次高潮是40年代的丽如银行、汇隆银行、阿加拉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等英商银行进入中国；第二次外资银行入驻高潮是60年代的法兰西银行、汇川银行、利生银行、利升银行、汇丰银行等英、法银行的进入；第三次外资银行入驻高潮是90年代的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等德、日、俄、法、美国银行的进入。在三次外资银行入驻高潮的前后，外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也设进入中国。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大量设立标志着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由原来的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市场面临着国内外多重市场的竞争和冲击。最初，这些银行主要是为支持本国商人推销商品而办理国际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后来由于清廷腐败和经济落后，他们以苛刻的条件迫使政府接受各种政治经济借款，夺取了管理中国关税，以至发行纸币、垄断外汇行市、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等特权，扼住了中国金融的咽喉，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伪满州国中央银行，“七·七”事变以后在绥远、察哈尔和晋北的伪蒙疆银行、在华北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南京伪华兴银行、汪伪中央筹备银行，都是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掠夺我国财富和资源的殖民地银行，严重损害了中国金融和经济。

四是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在19世纪末占有的殖民地很不均衡，后起者企图瓜分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相互之间的摩擦、斗争以至战争不断。如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战争，战场却在中国东北境内，战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东北的支配地位，并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

国内背景

鸦片战争后，侵略者更加嚣张，鸦片继续输入，白银继续外流，银贵钱贱，物价上腾，洋货充斥，土货减少，打破了中国商人资本经营的原有格局。

一是外资从沿海沿江进入内地，内地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均受其困。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由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侵略者深入中国内地设厂开矿，掠夺中国的原料，直接从事生产和商品经营。比如沙俄进口的河南鲁山大绸，原系山西商人在鲁山收购，经山西太谷运往张家口、库伦，售予俄商，而这时俄商直接到河南鲁山采购，夺走了山西商人的利权。日本人侵入东北后，山西商人在东北的生意迅速衰落。山西省内的当铺1887年（光绪十三年）共有1713家，到1921年（民国十年）仅存731家，减少67％。[2] 商务衰落最快最突出的正是票号资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的30年，即由1862年--1893年，山西票号由15家发展到30家，1894年以后的近30年中,即1894--1921年山西票号由30家减少为10家。在山西商人资本的迅速衰落中，除少数一部分转化为近代工业、金融业外，大部分商人资本，在政局动荡中为了避免风险转回原籍，投资土地，一部分被商人之纨绔子弟挥霍浪费，荡然无存。如平遥一家赫赫有名的票号财东的后人，因吸食鸦片竟沦落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乞丐。
二是国内商人与洋商享受不平等税收政策。比如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了便于洋商在中国内地畅销洋货和掠夺原材料的特殊的税收政策，国内市场上内资与外资的税率存在极大的差别：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者出口土货从内地运销国外，除在口岸海关完纳值百抽五的进口税或出口税外，另交2.5%的子口税，代替沿途所经各内地关、卡应征的税、捐、厘金，使洋行享有减税特权，而国内商人却要上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晋商从事长途贸易所交的厘金尤甚。

三是国内阶级矛盾扩大，政局动荡，商人资产损失惨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外蒙古独立，一直到日寇侵华，每一次战争都使晋商资产遭到严重损失。同时，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运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使财政极度困难，政府不得不向山西商人融资，山西货币商人开始对政府提供信用。这一时期，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表面上仍很热闹，尤其是交结政府，为政府融资的山西票号，而实际上已经走上了歧途，由乾嘉时代的真繁荣进入了咸同时期的假繁荣。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的票号资本，实际上渐渐发生了异化，由商业金融异化为政府金融，虽然票号资本利润丰厚，但是在表面的商务繁荣之下，已经潜伏着危机。

四是国内的新思想已经影响到实业界。19世纪末，中国的企业家不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办工厂，搞实业，而且看到外国在华银行业务灵活、资本集中、管理先进，遂跟着引进现代银行与企业制度。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的户部银行，1908年的交通银行，以及1906至1908年间信诚商业储蓄银行、信义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等，发行纸币、使用新式票据和新的业务技术、管理制度，实行股东有限责任制，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开始发展起来。虽然其间多有曲折，比如有外国银行的挤压，有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对市场的争夺，有国内政治体制带来的弊端，有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以至战争的影响，造成了现代企业与银行制度起伏不定的曲折路径，但毕竟是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生力量。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以原苏州商人、宁波商人为主的江浙商人为首，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长江）首先发展起来。在这一新兴工商业、银行业发展的浪潮中，晋商队伍里只有少数人先觉先知，多数人尚未能及时跟进。

1922年（民国十一年），在山西商人已走下坡路的时候，阎锡山惊呼“拯救山西商务”。他说：“我们山西是个商业的省区，外人都称道我省为商业省”，“就若现在而论，商业却是一天下落一天”，“有人说山西商务下落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是银行设立，其实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商人变坏的原故”。阎锡山要求工商界“振兴”商务，“救济”商务。[3]但事实上，依靠已不谙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的山西商人来“振兴”、“救济”商务是不可能的。

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商人资本，在我国这个幅员广大，而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相同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非常缓慢的，未待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闯了进来，这种外来的力量冲击着旧有的生产关系，摧毁着封建商人资本的基石，逼迫它们分化。晋商苦心经营了二三百年的茶叶之路骤然冷落了，外国资本先在沿海、沿江立脚，继而迅速向内地渗透，晋商既失去蒙俄市场，又在江南市场受阻，而在内地市场亦遇挑战。一向经营谨慎的晋商，也不得不寻求新的生路。

二、商人资本的分化

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以富国强兵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出现了一批积极倡导洋务运动的人物。在山西，倡导洋务最早的领头人是1882年1月3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到1884年5月22日（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山西巡抚张之洞。他在任的施政要务是养民、课吏、理财、兴利、善俗、图强。他认为“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4]他聘用英国在山西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设计山西洋务“方案”。张之洞的《延请洋务人才启》谈到“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曾拟在山西开矿炼铁，但因中法战争之事被调往两广，炼铁厂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他积极支持大力发展山西商业、手工业，特别是为晋城、平定、长治、盂县等地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并且重视文化教育，培养“通省人才”，为后来的近代产业发展作了人才准备。

山西向近代产业投资的起步是在胡聘之抚晋时开始的。1892年（光绪十八年）胡聘之从财政拨款20000银元，在太原城内三桥街创办太原火柴局。1893年胡聘之成立山西商务局，着手近代工业建设。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办山西通艺工艺局和太原机器局，同年3月派员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柳太铁路合同》，拟建500华里铁路。5月，与英国福公司签订《议定开矿制铁及运转各色矿产章程》20条，拟借银1000万两开发山西煤铁矿。在胡聘之积极引进法、英、俄等国资本过程中，遇到了国内投机商人暗中作梗，激起山西商民反对，爆发了“争矿运动”，胡聘之被迫下台，1899年10月16日免官回家。客观的讲，胡聘之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进者，不是卖国求荣，问题在于他没有广泛宣传兴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性，没有重视动员晋商资本，迷信洋人的力量，在与洋人的谈判与签约中，又没有经验，有些问题处理不妥，如平定地区全部矿产出让英国福公司等，没有为当地留下余地，山西人生产的煤炭经法国人管理的正太铁路运出山西时，收费标准高于德国人的过路费，也使山西人感到不满。但这一些问题，都不能否定胡聘之作为山西近代产业开拓者的地位。

在张之洞、胡聘之的带领下，山西一批受过良好近代教育的年轻晋商如渠本翘、刘笃敬、乔雨亭、王用霖、刘懋赏、冯济川等人，很快成为山西商人资本向近代产业转型的骨干。1902年，渠本翘与其亲戚乔雨亭，投资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买下，又添资13000两，改名双福火柴公司，所产火柴供在秦晋两省供不应求，引发了晋商投资近代工业的兴趣。渠本翘、刘笃敬等在争矿运动中筹组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正式挂牌，坚持国人独立经营，直到1937年10月日本占领后结束。1915年，闻喜段连岭等投资10万创办荣昌火柴公司；1916年，平遥赵鸿漠等投资9万创办金井火柴公司；1923年，新绛王延甫投资10万创办毓华火柴公司；1924年，平遥冀全义在汾阳投资6.3万创办昆仑火柴公司。此外实现向现代企业转型的晋商还有襄汾南高刘笃敬在太原、阳泉、临汾，祁县渠家渠本翘在太原、阳泉，临汾西社张夺标在北京，襄汾北柴柴仲贵在兰州、西安、太原，襄汾小韩村姜家在北京，太谷广誉远，祁县乔家堡乔映霞在天津，太谷孔祥熙在太谷、天津、上海等。

这一批山西近代产业的领头人，积极与外商联系，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现代化机器，筹建近代工业；同时，山西商人中也有一批人移资沿海城市，与中国其它商帮或者外商合作转向近代产业。这其中有的因为选择投资地点、投资项目的失误，而遭到失败，使其最终未能实现商人资本向近代工商业转型；有的挟资返乡，置房买地，转化为商人兼地主，或者地主兼商人，或者干脆从事土地经营。就这样，原有的山西商人资本走向了分化。

三、成功转型的经验与路径

渠本翘主动转型

渠本翘（1862-1919），山西近代工业的创始人之一，山西祁县城内人，出身在商人世家。乾隆、嘉庆年间，渠家已经是采办两湖砖茶，运销西北、蒙古和俄国的大商人。到其父梁渠源祯时，渠家已进入黄金时代。渠本翘自幼读私塾，并在天津上学，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秀才，1888年（光绪十四年）乡试第一名中举，1892年（光绪十八年）会试中进土，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内阁中书。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以清外务部司员改任驻日本横滨领事，次年回国曾办山西第一所女子学校，同时参与票号经营，成为货币商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渠本翘以银币5000元收购了山西商务局开办的晋升火柴公司，并请同县亲戚太原天会钱庄财东乔雨亭主持经营合资共办，乔雨亭投资5000元入股，渠本翘也陆续增资，使火柴公司的资本后增加到18000元，改名“双福火柴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福火柴公司”得到迅猛发展，渠本翘和乔雨事获利丰厚。

在山西地方政府与英商福公司订立平定开矿章程时，渠本翘就看到这一章程若得到实施，将会成为山西自办矿业的枷锁，便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和常像华、蔡洞等人集股筹设丰晋矿务公司，以保矿权，并向社会各界劝募认股。他还以地亩捐做保，代山西当局出面向各票号借款100万，帮助政府筹措赎矿经费。后来在争矿运动中，乡绅公推渠本翘为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总经理。在渠本翘主持制订的公司章程中明文规定：“只收华股，不收洋股，附股者如有将股票售与外人，经本公司直知，或经他人转告，立将所入之股，注销不认。”争矿胜利后的渠本翘，被光绪皇帝赏四品京堂，成为政界名流，商界领袖。

刘笃敬急流勇进

清末举人刘笃敬，山西襄汾人，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接任山西商会会长。在争矿中，与英商福公司据理力争，以250万两白银收回阳泉矿权。同时，大胆投资近代工商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太原电灯公司及附属面粉厂。1911年（宣统三年），刘笃敬接替了渠本翘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职务，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等企业。他将刘家几代经商财富积累投入了近代工业，与洋商竞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心血。

李通改组手工织布厂

新绛县曾经响应巡抚胡聘之的号召，投资筹建了新绛工艺公司，试图新建一个大型新绛纱厂。但是很不顺利，投资大，资金少，不少人不赞成，后来只得改为手工织布厂。新绛商人李通见势，挺身而出，与汾城杨修伍、解州薛士选、河南鲁连成等人集资扩股，在原工艺公司基础上创办了大益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民国15年）初开始建厂，第二年投产。开办初期有纱绽6048枚，生产品种有10支和14支棉杪。新绛地处晋南产棉区，当地多是小型手工纺纱，大益成纱厂投产后仅二年，就收回全部投资。因此股东们又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使纱绽增加到10080枚。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又增资120万元，新建厂房200余间，开办了二厂，后来达到纱绽18480枚，资本总额约210万元，工人1800余人，年产棉杪14980件，棉布197266尺，合股线811件。其产品除行销山西省各地外，还销往陕西、河南和甘肃等省。卢沟桥事变后，该厂被日本霸占。日本投降后几经变迁，1950年原绛州大益成纱厂移交给晋南纺织厂，并延续至今。[5]

大德钢针与洋货竞争中取胜

明清两代，晋城泽州凤台县的大阳镇钢针，占据了长江以北地区大半个中国市场。清中叶后，大阳钢针仍然在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钢针制作，要经过72道工序。一般先由经营针行购进钢丝，剪断后，扎把送交家庭手工业者逐户加工，各执一艺，流水工作，最后转加针行包装出售。大阳地区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制针技术，晚上到处都能听到隐隐的锤敲钻磨声。大阳钢针有三个销售网络，一是以榆林府为中心行销西北各省，二是以周口店为中心转销华南，三是泽州直接销往黄河流域，而且是主要销售市场。大阳钢针一直盛行到19世纪60年代，当锋利而光滑的外国机制钢针进入中国市场后，大阳钢针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严重冲击，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停止了生产。辛亥革命后，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曾经赴日本留学的高平北寨人祁鲁斋、刘知章等人，在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沁水人贾景德支持下，以集资入股方式，建立了大德制针厂，祁鲁斋任厂长，1920年制针厂建成投产，在继承了大阳土法制针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又聘请日本技师，引进日本制针技术和机器设备，逐步将制针业推进到了大机器生产阶段。1928年大德造针厂更名大德制针公司，成为晋城地区近代工业的代表。该公司原有股东28家，后增资扩股到百余家，遍及潞泽各县，公司管理人员增加到300多人。兴旺时日产钢针28万枚到30万枚，年产量可达1亿枚，产品远销至绥远、察哈尔、河北、河南、山东各地，占据我国北方广阔的市场，且远销国外。这正合其商标“飞羊牌”，飞越大洋，超过洋货之意。[6]

饮食酿造业走出家庭作坊

饮食酿造业原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生产，近代化也使这类行业走向升级。北京市宣武区六必居酱园，原是明朝中叶山西临汾西杜村赵存仁、赵存义和赵存礼三兄弟开办的小油盐店。该店除了经营茶叶外，还经营“柴、米、油、盐、酱、醋”生活必需品。在近六百年的经营中，逐渐成为专门制作和销售风味独特的酱菜企业，以小小的酱菜，打造出历经几百年不衰的中国名牌。现在的六必居已成为拥有现代化生产流水线的现代企业。

誉满京城的饭店“都一处”，是山西浮山县东郭村人王瑞福于1738年（乾隆三年）创建。都一处的名牌面食“烧麦”制作精细，品种繁多，应时当令，各有不同。

太原益源庆醋坊，创办于明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原是朱元璋之孙宁化王朱诗焕的王府作坊，人称宁化府醋。清朝中期后，益源庆制醋已初具规模，1889年正式挂牌对外销售。此后几经沉浮，但仍坚持生产，到解放前可以日产双醋300余斤。解放后，益源庆醋坊经公私合营成为食品酿造厂，1985年更名为太原市益源庆醋厂。现在产品有3大系列、33个品种，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北京万全堂药店原名是万全堂药铺，据说是浙江乐氏创建于明永乐年间，后卖给山西省襄陵县（今属襄汾县）姜赞堂。姜赞堂与临汾人韩雨苍合伙经营，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与同仁堂、千芝堂和鹤年堂并称京城四大药店。万全堂兴旺发达后，为报答三晋父老，于民国10年（1921年）由总店投资5000元，开设临汾分店，民国20年（1931年）又投资2000元开设新绛分店。临汾分店初期直属于北京万全堂总号，人员调配、财务管理、药品原料都由总店统筹统配。以后逐渐由北京总店派师傅按方制药，其制作药品种类多达211种，主要有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临汾万全堂药店仍由北京总店管辖。[7]

汾酒商人成功转型

汾阳酒商历史久远，北齐武成帝高湛（公元561－565年）在晋阳写信向洛阳的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唐时，杏花村酒肆如林，作坊七十有二。元代开始出口西欧。明代贴着杏花村商标出口英法等国。光绪元年，有宝泉益、德厚成、崇盛永、义顺魁数家。“山西商人在直隶全省开设烧锅1000余家，其中口北道和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承德府开设烧锅200余家，每家（酒工）少则十余名，多则三四十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贵州茅台酒史》记载，茅台酒是山西商人“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本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而来。

光绪元年（1875），汾阳商人王协舒在杏花村独资开办宝泉益酒坊。当时他已在北京、天津开设多处商号、银号。同年改名义泉泳，聘请杨德龄(1859—1945)为经理，对酒坊进行整顿改造。与德厚成、崇盛永等作坊，合并重组。新义泉泳实力壮大，技术力量加强，汾酒的质量明显提高。1915年，义泉泳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此一消息传回国内，引起阎锡山关注，试图通过政府与商人合作，发展酒业，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政府官员张某联络朋友集股开设推销汾酒企业，把义泉泳经理杨德龄请来协商，双方决定由投资人认股银元2500元，义泉泳以酒入股，即实物与技术股份2500元，共计5000元股本，组成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义泉泳生产，晋裕包销。1919年1月晋裕公司在太原挂牌成立，经理为杨德龄。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后，引进了西方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制定了章程，确定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1、资本股份制。2、管理分权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3、薪俸三三制。（月薪、红利、红包）4、人事避亲制。5、新式会计制。义泉泳与晋裕公司的合作存在了八年。到1927年，义泉泳因供酒价与晋裕公司发生矛盾，义泉泳不再供酒，并撤销了杨德龄义泉泳的经理职务。当时，晋裕公司的资本已经增加到50000元，在当时山西五百多家酒业中居于首位。杨德龄被免职后，带走了义泉泳的半套人马，当年在杏花村购得房产，成立了晋裕公司酿造厂，自产自销，其规模与义泉泳相当。人事发生变动后的义泉泳，因经营方式陈旧，管理不善，1932年被晋裕公司收购，至此义泉泳这一最大最强的老式汾酒企业被新式的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所兼并，昔日制酒业的领头羊也告别了旧的管理模式，进入现代公司化经营的时代，事业快速发展起来。兼并后的1935年纯收益为8377.2元，比兼并前1930年的纯收益3683.8元增加了一倍多，1936年更是达到12544.7元，每股红利7.5元，日产汾酒2000斤。公司又新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后来又扩建了义泉泳造酒厂，使之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集团公司。晋裕公司以“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为理念，工艺精益求精，品牌声誉日隆，产品畅销全国。在民国年间全国性的国货展览赛会中屡获大奖，如：191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金质奖，1922年南洋劝业会赛一等奖，1934年山东国货陈列馆特等金奖，1935年、1936年蝉联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物品展览会特等金奖。抗战开始前共获国际金奖2次，在国内6次夺魁，共获金牌8枚。日寇侵华占领山西后，晋裕汾酒公司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几近停顿。直至汾阳解放，晋裕汾酒有限公司被改组后，才又得以发展，成为今天驰名中外的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成功转型的路径

20世纪上半期，部分山西商人资本与家族成功转型的路径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粗略概括，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商人家族重视子弟接受现代教育，自觉不自觉培养了能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接班人。渠本翘的近代化思想虽然其父旺财主并不赞赏，但渠本翘还是成为他的接班人。渠本翘、刘笃敬等当属老晋商家族中的具有新思想的年轻决策人，带领家族企业，将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商人资本转变为近代产业资本，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由封建商人转变为近代企业家。

二是外出经商旅居国外，受工业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商人转型意识强，比较容易成功。汾阳商人在俄罗斯的晋商中人数最多，十月革命后返回国内者就达一万多人。旅俄汾商中最杰出的一位是牛允宽（1870－1936）。他少年时为了生计，随一位田姓亲戚奔赴俄罗斯学生意，不仅熟读四书五经，口算、珠算也十分精通，而且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走遍俄罗斯各地，掌握了俄罗斯多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先后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伦开设碧光发商号，经营皮毛与茶叶生意，甚至还远走华沙、格旦斯克、柏林、莱比锡等地，与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均有贸易关系。他多次回到汾阳省亲，带走不少亲戚同乡到国外经商。晚年在天津开设“伊碧光发皮毛公司”。[8]汾阳商人吕凤翥回忆说：“因为我的姨丈在俄国圣彼得堡经商，早年被带到俄国随姨丈生活。我先在俄国的乌金斯克上学，数年后有了俄语基础，即被介绍到恰克图的碧光发商号。”[9]了解欧洲商人的经营思想与管理理念，这是汾州商人的突出特点，汾酒商人转型成功与汾阳商人这一特点是有关系的。

三是产销结合的商人资本，其资本运作特殊。因为这类生产性企业与纯贸易性企业的资本运营不同，纯贸易性企业盈利导向的机遇性与生产性企业投资的盈利导向的持续性有较大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理念更接近于工业社会的企业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农业社会、商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顺序，证明了手工业生产接近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晋商中成功转型最多的行业是酿造业、饮食业、炼铁制铁业等生产性强的商人资本。

四是原来商号的管理体制相对扁平化的商人企业，易于改革决策。如汾酒商人的企业管理，由于它的技术性和生产性强，所以它比较茶庄、票号等企业，分支机构和管理层次少，整体管理框架扁平化，在决策层次比较少的体制下，决策人直接统帅生产与销售，其经营思想与理念比较开明与先进，很容易接受外来新事物，比起当年蔚丰厚票号驻北京经理李宏龄等呼吁集权之大掌柜进行改革来，自然要容易得多。

四是选择向股份有限公司转变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转变，首先扩大了资本金，提高了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建立董事会，提高了企业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建立监事会，增加了企业约束机制；改革企业工资等薪酬制度，调动了职员的积极性，从而为一个老式的家族企业注入了新的现代企业的血液，使其生机勃发，实现了由封建商人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

四、转型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大盛魁的转型与失败

大盛魁是经营长达两百八十多年的长寿企业，从康熙初年一直经营到1928年。分支机构遍布亚欧。下属大盛川票号总号设在祁县，分号分设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大盛魁是东伙和谐的典范，几乎没有员工与财东的冲突，并且大盛魁特别重视企业积累，防范风险。但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大盛魁仍然损失惨重，十月革命和外蒙古独立后，大盛魁在俄罗斯和外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仅在外蒙古就有1.5万头骆驼、2万多匹马、20多万只羊的债权也未能收回。在蒙俄市场蒙受致命打击的同时，内蒙古市场也在缩小。总经理段履庄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做出了两个重大决策：一是投资于现代产业绥远电灯公司；二是派人到上海等沿海投资。但由于前述财产损失，资产负债不能平衡，大盛魁不得不举借外债10万银元。债务到期后，为了诺行诚信，只得将自己的绥远电灯公司、裕盛厚银号转让抵偿债务。其它小号，亦先后处理，最后不得不在1928年宣布破产停业。

传统铁制品被现代化淘汰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工业品的冲击，一些传统手工业逐渐衰亡，一些在传统小农经济中适合于农业生产的产品也在清末民初时期逐渐被淘汰。在这种形势下，从事传统手工业生产经营一些山西商人不得不进行艰难转型。
荫城镇地处上党腹地，自古为南北通衢，煤铁资源丰富，荫城城冶铁业、铁器制造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铁兵器制造。汉朝时，荫城已成为上党地区冶铁业中心，宋代全国的铁器产量居当时世界首位，而潞州又是山西产铁的发达地区，能制造用于军事铁炮、铁雷。1373年（明洪武五年）全国共有13个冶铁所，潞安荫城为其中之一。清代中期，荫城铁货交易年均一千余万两白银。上党地区流传着“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能干”的谚语。萌城人不仅会打铁、制铁，他们还建立了遍布全国19个行省的销售网络，产品还远销到印度、尼泊尔、朝鲜等十几个国家。他们开设的商号有北京的恒盛毓，东和丰、西和丰，同阳堂，天津的秀升和、德生和、丰裕成，山东济南的文和号、金升店等。同样，阳城县犁镜是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原名犁面，因为使用后粘面光洁如镜，被褒称为犁镜。阳城犁镜具有利土、耐磨、省力三大特点，被农民誉为“翻地虎”。阳城犁镜生产有千年历史，在我国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种传统的农业工具曾被广泛使用，甚至在解放后的1954年阳城县全县犁镜生产工人仍有2590人，年产犁镜31.3万片。犁镜最高年产量曾达70万片，行销全国20余个省，并一度出口朝鲜、不丹、印度、尼泊尔等国。但随着农业机械业水平的提高，犁镜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10]

转型失败的原因

一是转型的战略选择失误。从大盛魁转型失败可以看出，总经理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但是在选择战略转移的问题上，两项决策都有失误。首先是投资绥远电灯公司，因为当时绥远人口不多，用电市场小，而办厂投资大，不能很快收回资金，现金流中断；其次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投资机会已经过晚，找不到合适的项目，错过有利时机。这也就是说，大盛魁投资现代产业选择了错误的项目与地点，投资决策失误，导致最后的失败。

二是由于传统铸铁农用工具和生活用具与近代钢铁产品相比，具有明显的落后性，且生产者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缺乏超前性和预见性，更没有专门的产品开发研究，加上投资规模与资本来源的限制，家庭式作坊生产方式根本难以与现代的工业大生产相竞争，所以当现代化到来时，新的钢制工业品不断出现，传统的铁制工业用具渐渐在广大城乡退出生产和生活领域，即使这些原来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发展到合作社后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五、衰落破产的沉痛教训

未能实现转型的原因

上面简要地评介了在近现代化到来之时，不少晋商与时俱进，抓住机遇，转移资本到近现代产业，特别是工业生产，获得成功转型。但是，一部分商人资本在转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失误，导致转型失败，最终退出了市场。更为遗憾的是一些商人家族企业固守传统，未能将有效资本投入近现代工商业，而是大量购买房地产，而这些房地产或者在后来的土地改革中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或者被不肖子孙用来吸食鸦片金丹，挥霍一空，数代积累的资本最终离开了商人群体。

晋商未能转型而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以下因素可以思考；

一是觉醒迟缓。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在东南沿海采购原材料和产品，需要大量资金，而外国银行尚未到来之时，山西票号资本就将业务重心向汉口、上海转移，实行“北存南放”政策，这实际上有利于外国资本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势力深入内地，恰克图边贸衰落，19世纪60年代外国洋行、银行进入与中国商人争夺市场，国内也出现了大量官银号和民间银行号。但是晋商自恃实力雄厚，没有未雨绸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所意识，即以1907－1908年的保晋运动和票号改组的提出为标志。晋商的觉醒比清政府的变革思想与行动也慢了半拍。清政府中的变革思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些官员的言论与著述已经反映出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有了洋务运动，19世纪末又有戊戌变法。当清政府颁发《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法律文件，提出用西方企业模式改造中国传统工商业时，晋商基本无动于衷。清政府几次邀请晋商共同筹办银行时，也都被晋商一一谢绝。当各地银行纷纷设立，给票号业务带来严重冲击时，票号决策人这才如梦初醒，开始着手改组票号，但此时良机已失，大势已去。辛亥革命后，票号对政府的债权债务，存款遭遇逼提，贷款无人归还，资产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宣布破产关门。

二是应对策略失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规律，限制了晋商的正确决策。首先，中国的现代化是沿海向内地渗透，晋商本来有庞大的市场，丢了南方有北方，回旋余地很大。但是票号和很多晋商是由南向北撤退，当看到蒙俄市场尽失，才猛然发现无路可走。如果预知市场结构，早作调整，当不会过于悲惨。其次，晋商资本本来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它产业资本，资本实力雄厚，是可以发现潜力产业，从容转业的。而多数晋商转移产业是从商业到商业，在盐业、茶叶、颜料、百货和票号、银号、当铺之间转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其没有选择他们不熟悉的机器加工业。第三，晋商的大市场网络建立在交通、通讯都很落后的马车、骆驼运载的基础之上，而企业管理采用大掌柜统一指挥体系，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结构极不利于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组建。

三是农商思想严重。晋商的前身绝大多数是农民，是从缺房少地的困境下，外出求生的奋斗中走出来的。祖祖辈辈缺地少房的贫苦农民，在走西口中发现商机并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置房买地，将商业利润转化为房屋地产，未能投资近代产业。晋商队伍总体上说是以农商、官商为主，儒商、买办商极少。事实上在明清两代晋人重商立业意识下，读书与智力投资观念在渐渐淡化，明清五百多年没有一个山西籍状元。

四是决策者利益限制。晋商的两权分离制度下大掌柜至高无上，东家对经营不加过问，这种制度是完全建立于忠义基础之上。而在动荡的年代，在传统孔孟之道受到贬谪的年代，大掌柜为自身利益，不能不固步自封。在外商进入、市场剧变时，驻外经理人员虽然了解时局变化，一再建议实行改革，都被决策者拒绝。因为改革意味着建立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总经理只是决策的执行者。比如，1904年8月中旬《南洋官报》发表《劝设山西银行说帖》，说道：“票号之生意，视商务为盛衰。……中国近年以来，市面萧条，银根紧急，商务已不可问。票号生意遂因之不能持久，若不及时别开生面，另立根基，窃料数年之后，号东因无利可图，收庄回里，势必坐吃山空，伙友知号业将收，急于自谋，群思乘机攫取，彼时即欲设法挽回，而大势已去，噬脐无及，山西票号之利权从此去矣，山西之生计从此绝矣。所望晋省富商从速变计，予筹善后，以保大局。”该帖在文中还列陈16条改组票号的具体建议，但在票号财东中未引起任何反响。蔚丰厚北京经理李宏龄联络各地票号经理上书总号，亦被束之高阁。更为遗憾的是清政府责成户部组设户部银行，聘请山西票号派人筹划，共商金融改革大计，也被票号财东回绝。
五是企业缺失制衡机制。晋商的企业治理机制，在社会稳定和传统伦理约束下，是能够正常运行和维持的。在社会动荡时，其企业制度内在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一是股东无限责任制，在危机中连股东老家的财产也损失尽光，根本不可能恢复；二是资本所有者对资本经营者缺乏客观、及时、严密的考核和制约机制，总经理虽然有利益驱动，但负赢不负亏；三是两权分离中大掌柜权力过大，缺少董事会和监督会，没有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

六是票号性质发生异化。山西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后来尤其是在咸丰年间开始迅速结托官场，发生异化，一般商人不予往来，由商业金融异化为政府金融，导致在辛亥革命中一败涂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至大局平定共计亏损二百几十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四川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天成亨、大德川等14家票号在全国68个城市的222个分支机构存款25091708两、放款31509295两，放款仅大于存款25.57%，却居然因挤兑而关闭。曾代理国库的志成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应付款200余万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山西票号在1911年10月以前有26家，1912年24家，1913年20家，1915年17家，1917年12家，1920年9家，1921年5家，此时的票号事实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票号了。¹⁵票号资本是挈领山西商人资本的经纬，金融资本的消亡，是对晋商商品经营资本的釜底抽薪。

七是金融业务缺少灵活性。帐局、票号，特别是票号，业务活动过于机械，比如信用业务重大轻小；信用对象重官轻民；信用方式重人轻物；信用工具重汇票轻钞票；利率调整重稳轻活。加上山西银行资本金过小，无法与外商银行抗衡。票号资本金一般数十万两白银，美国花旗银行进入上海，一开始资本金就相当于白银500多万两。不管历史上山西金融业有多大成就，也不管它有多少经验，最后还是基本上没有转化为现代企业制度而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不能说没有教训。

20世纪初，中国各大商帮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机走向衰落。惟宁波商、洞庭商通过买办道路，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后来的江浙财团，实现了从封建商人到现代工商业企业家的历史转换。而晋商、徽商等却红极而衰，大部分没有实现商业资本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淹没在时代潮流变换之中。

随着生产力发展，在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欧洲于16世纪出现了商业革命，即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又成功过渡到工业经济时代。在英、法等西方国家，那些商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商人，后来大部分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工商企业家。日本早期的商人家族诸如住友、松下等也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及时改组,为老式家族企业注入了新的现代企业的血液，使其生机勃发，实现了由封建商人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欧洲与日本企业的现代化之路说明,家族企业，往往是市场经济进程中企业发展的最初形式与必然路径，但是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化蛹为蝶时，就要求企业的决策者抓住机遇，果断抉择,应时而变。特别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小的家族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改变自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落后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办法，与时俱进，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