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孔祥毅
晋商从贫苦、闭塞的小山村中走出来了，由小变大，最后轰轰烈烈地走出一个执中国商界之牛耳，跨欧亚大陆的商业集团。大摇大摆地进入原来属于犹太商人垄断市场。于是，西方人开始有了疑问，晋商的经营实力在哪里呢？难道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经商才能？继续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晋商真正的动力在于他的伦理，在于诚信义利，正是因为对这一伦理的坚守与维护，也正是受这一伦理的庇佑，向来谦逊、温和、大度、勤俭的晋商登上了那个时代商业王国的殿堂，成就了山西人的梦想。
本章将围绕晋商伦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晋商的商业伦理，集中在诚信义利；晋商的心智素养，根源于修身正己；晋商的处世哲学，表现为中和之道；晋商伦理规范，在于多方约束。
一、 晋商伦理：诚信义利
晋商伦理的核心
晋商伦理的核心在于“诚信义利”。
明代有一个出名的山西商人叫王文显（1469-1523年），幼年因家境贫寒而弃儒从商，40余年中足迹曾“西至淘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九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1]，终至大富。有人总结其成功经验讲道：“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轻重，能与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末，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身弗陷于井罗。”[2]寥寥数语，即道出王文显经商的诀窍。一是善计算筹较，能析利于毫末；二是能宽诚待人，严守信义，这才善心计而不行奸诈，取义利而无市井之气。[3]王文显本人给子孙的教诲就是“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生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4]这些话明确地指出了商人经商过程中面临“义”、“利”选择时的标准，和“子孙昌”、“家安肥”的必由之路就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乔家的乔致庸更是告诫子孙要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乔家投资的商号，是晋商中经营非常成功而又长寿的企业，一次雇员为图厚利而在胡麻油中掺假而被掌柜训斥并令其倒掉另换新货，虽然经济上蒙受了损失，但却招来了顾客的近悦远来；他们还在饥荒年景赈灾，在国家军需时捐款，在慈禧太后避难时接驾，在阎锡山军票贬值时继续对给客户十足银元，这些大信、大义之举，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助其生意成功。
可以说，诚信义利的伦理观是众多晋商走上成功之路的灵魂，是他们毕生经验最精华的总结，正因为如此，晋商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宣讲自己的伦理观。晋商除了对自己商号起的名字中大部分都带着义、德、诚、信、厚、公、合等字词，还确实做出了以诚服人的许多事例：
例1：日升昌信用
光绪年间的一天，日升昌柜台前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摸出一张皱巴巴的汇票要求兑现。小伙计接过汇票一看，是1881年（同治七年）从张家口分号开出的一张12000两的巨额汇票。一个穷婆子怎能有如此巨额汇票？小伙计赶忙向柜头柳芬汇报。柳芬看罢也没主意，就跑到后院向大掌柜张兴帮请示。张兴帮马上让他把老夫人客客气气地请进办公室，请他详细说说情况。原来老夫人丈夫在张家口经商，因体弱多病，便收拾业务返家，将多年积攒的财富通过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汇往平遥，自己仅带一纸汇票归来。岂料，半路上一命归西。尸体到家之日，夫人哭得死去活来，那里知道他身上还装着汇票。装殓以后，夫人睹物思情也无心收拾其遗物，一过就是多年。前些日，翻捡旧物，偶尔从丈夫衣袋里发现了这张汇票，今日上门求兑，也不过是想试试看。能兑就兑，不能兑也就算了。都快30年了，多半辈子的穷日也过惯了，掌柜也不必太为难。听了老夫人的话，张兴帮很受感动，他判断此事不会有假。但为了慎重，他一面留住老夫人休息、用饭，一面让帐房翻箱倒柜寻找30年前的各地分号往来帐。果然，找到了张家口汇这笔款的原始记录。张兴帮立即决定，连本带利如数兑给老夫人白银，并派伙计护送老夫人回家。这件事立即传遍了平遥城乡，人们更加相信日升昌的人格信用。来日升昌存银的人自然更多了![5]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各商号纷纷携资逃出北京，有存款的人则纷纷要求兑取现银。个别票号的做法是拒绝兑换，答应时局平稳后如数兑付。而李宏龄任经理的蔚丰厚北京分号，却照样兑付现银。因此在庚子事变后蔚丰厚返京重新开张时，身价倍增，很受京师各商行敬重，甚至皇宫中都传颂蔚丰厚诚信无欺的故事。
例3：蔚盛长信用
另一家叫蔚盛长的票号，庚子出逃时遭土匪抢劫，将所携银两、账本全部丢失。慈禧、光绪西逃至山西，许多随同两宫逃往西安的官员手持汇票，要求到平遥总号提款。蔚盛长总号命在北京分号多年担任司帐的雷世炜在平遥设立京庄办理处，负责兑取与借贷。这是很难办的事，无帐可循何以为据？雷世炜硬是靠记忆，重拟账目，费时数月，竟获成功。按照账目兑付现银，使新旧顾客大受感动，祁太平票号临危不乱，恪守信用的品格获得远近颂扬、交口称誉。[6]
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天津活动频繁，而乾盛亨（介休冀家的票号）以天津为大本菅的，天津一倒账，总号只好破产。当时乾盛亨债合高筑，债主纷纷上门索银，冀家无奈，只好请介休名人贾汝让代理其清理债务，承诺3年还清外欠。在还债期间，冀家将家存的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绫罗绸缎、名贵裘皮以及几十大箱云南尚好的烟土、全国各地字号（店铺、当铺、票号分庄）的房屋、财产拍卖一空。3年内归还外债总值150余万两，而名震一时的冀家至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7]
诚信义利的伦理次序
我们之所以认为“诚信义利”是晋商伦理的核心，而不是仅限于“义利”，是因为义利在晋商的心目中是几层不同的意思，存在一个排序问题，而且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乔致庸专门排定信、义、利的次序是有原因的。
正如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所说，“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就是说“诚”，即个人诚实、坚守信念的坚定性和稳定性的道德，是一个人的个人私德；而“信”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亦说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一， “信”即相互信任，是人作为一个社会人立足于社会，处理好与父母、兄妹、子女、朋友、领导、组织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信”在构建良好氛围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个人在这样一个网络中生存的准则；“义”是“是非之心”，是一个人在面临选择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心；而“利”则是商人最终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晋商把自己的伦理观安排得像一个金字塔一样，“诚”作为最坚实的底座，要终身打造；“信”以“诚”为本，是人行走社会，为人处事的准绳；而“义”则是大是大非面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则，是比“信”要求更高的一个标准；“利”则是这个金字塔最顶层的奖赏，商人要堂堂正正地获利，必须要一步一步地迈上这个金字塔，才能有其基业的稳固和日后的辉煌。
晋商为什么要把诚信义利作为其经商伦理的核心呢？这是由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决定的。
晋商伦理的时代背景
社会伦理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反映了群体的共同利益，形成这一准则的目的，就是在于约束社会中个体的行为，使其不致因自己的“私利”而影响到群体发展的“公利”。其实，社会的伦理既然涉及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涉及“私利”与“功利”冲突和矛盾的解决，那么自有群体关系后，这种伦理便会存在一定的稳定性。事实上，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早就宣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思想。商人以商品交易为职业，以经营利润为生活来源，把仁爱思想与货利目的统一起来，是中国商人伦理的基本内容，即“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社会对这一伦理的需求越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候就越是强烈。
明清时代中国进入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白银流入、商品流出，这货币流和物资流的对流方式，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循环圈的真实写照，于是北方与俄罗斯、蒙古、日本、朝鲜、西亚、印度等国，南方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贸易受这种对流方式的牵动迅速扩张；国内贸易也受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而牵动，晋商则是联结内外贸易的一支重要商旅，市场扩大，商路延长，最终引发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市场经济发展越快，诚信问题就越突出，因为诚信是节约交易成本，保障交易秩序，最终支持交易继续扩大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上同样引发了一场对商人社会价值的再认识。认识的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几乎相当于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商人的认识。
颠覆的表现之一就是学者们一改中国几千年来认为的“农本商末”的“贱商”思想，反而把商人提高到了“士”这一最高阶层同样的位置。除了王文显的论述外，明代著名儒学宗师王阳明就明确提出了“四民异业同道”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8]清《河曲县志》中提到河曲商人常怀礼时说：“始而业儒，孝友成性；继而服贾，信义孚人。纵鲍叔之宏通，慕弘高之豁达，贸易中罕有其人。”[9]县志中对一个具有儒道修养的商人的尊敬和赞扬溢于言表。到清一代，在经济最发达、贸易最繁荣的的山西，竟然普遍出现了“重商轻儒”，“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和社会风尚，晋商举着儒家诚信义利的旗帜，维护和拓展着当时的市场。
100多年前，日本学者安东不二雄对中国社会经济作了一番深入的考察，写了一本《支那漫游记》。他在书中直抒了其惊人的发现——中国人具有优于他国人之有益于经商的特殊品质，这些品质之一就是“中国人善于处世之术”。正是凭着这种品质，中国在外强压境，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没有倒下；也正是这种品质，让西方人望而生畏。清代首任出使英国公使的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之人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实也。”[10]
这些论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晋商的伦理观为社会所需，社会也充分奖励了持这种伦理观的商人，那就是晋商的一次次成就。
晋商伦理的思想渊源
山西自古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又集其它诸家之长，所以晋商伦理的根源也自然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孟子解释为 “仁、义、礼、智、信”，就是做人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做为“将者”要做到“智信仁勇谋”，《六韬·文韬》相传为姜太公所著，强调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仁义忠信勇谋”；范仲淹认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11]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由此可见“诚”、“仁”、“信”、“义”等是古代各家学说都首先倡导的价值标准，在这些文化的浸润下，夙尚习儒的晋商伦理自然承袭这些思想。
晋商要求商人经商要“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在义利的取舍上，强调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成为晋商伦理哲学的核心。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是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
晋商伦理的集中表现
晋商伦理集中表现为关公崇拜。
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 他们认为“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其子范毓宾，极重义气，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帑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光绪初年，山西连年遭灾，饥民以树皮草根果腹，曾流传：“光绪三年，死人一半”之说。乔致庸不以富家自傲，而是一方面让家人“禁肉食，著粗服”，一方面广设粥棚，捐银赈灾。受它的影响，全县各地富户均纷纷效尤，所以当时祁县死人最少，逃亡最少，为此，《祁县县志》专门记载了乔家的义举，光绪还让曾国荃题写“仁周义薄”的匾额，赐赠给乔家挂在其老宅的大门上；到乔映霞管理家业时期，正值清亡后的军阀混战时期，大德通不仅业务被官办银行挤占，还遭受着存款收不回，捐输、匪抢的恶运，就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晋钞大幅贬值，几成废纸，25元晋钞，才能抵一元新币。乔家票号大德通再三考虑，仍然按照战前旧币一元为一块银元的规定，拿出历年的公积金积累，兑换客户存款。使原本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被迫歇业。事后，人们得知大德通做出这个舍身取义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认认真真地算过一笔良心帐。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晋商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视为战神、财神。到了明朝以后，关公崇拜达到了顶点。山西商人崇拜关公，是因为关公是诚、信、忠、义的化身，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晋商的商业伦理。再加上晋商与关公的地缘亲情，社会民众对关公的极度崇拜，使关公自然而然成了晋商的“形象代言人”。晋商在外，一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保佑自己的商业利益。
关公作为山西商人崇奉的神圣，对商人行为起了潜在的威慑作用，如洛阳《山陕会馆关圣帝君仪仗记》[12]中记载：
圣王御宇首推明礼祀典，所载仪至隆至肃也。而我朝尤重者，宣圣而外，惟关圣帝君。内至京师，外至大都小邑，莫不敕建庙宇，祀春秋无少缺。岂惟是祈福云尔哉！亦以帝君之忠义仁武，实足以震浮起糜为万世则故。既载诸祈兴以崇其德而报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概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只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诪张而相俎诈也。……
商人对关公的崇奉，并不只为乞求神的庇佑，而是为了以关公的忠义仁武之德，磊落光明之行作为商人的风范，受关公的明察、督促，使其触目惊心，不敢为非作歹。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影响了商界，以致海外华人，几乎世界所有华人商店无一不供奉关公圣像。台湾岛现有关公庙400多座，经常顶礼膜拜的信徒约有1000万人，华侨所至的各个国家也都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关帝庙。这说明关公诚信义利的形象、具体、富有生命力的代表偶像，在华人商界的认可和威力。
二、心智素养：修身正己
要在行动中践诺诚信义利的伦理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诚”即摈弃了人借欺瞒而走捷径的路；“信”则是在时时处处事事上都要坚守的信任准则，让别人信赖自己，自己也信赖别人，不敢有些微的疏忽，否则良好的交易网络和交易环境就会荡然无存，商人今后将寸步难行；“义”更是像大德通票号所面临的抉择一样，可能会让人放弃利益、放弃生命、放弃事业，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长久的修炼、较高的道德水准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商人孜孜追求的“利”却被放在这些隐忍、坚守、抉择之后，与只需丢掉廉耻，见利忘义的“便捷”做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如何在行动中坚持诚信义利呢？晋商认为要从小开始，一点一滴地像修炼高深的武功一样去修身正己。
勤俭坚韧
勤劳进取，节俭自约能培养商人在市场竞争中坚韧顽强、踏实稳妥的风格，是山西商人能立志宏远，积极进取，在立德、立业上成为真正大丈夫的必修课，所以，山西商人尤其注意勤俭的培养。
山西商人由东到西，自北而南，挟资货贩四方，在明万历一代已经是“非数十万不称富”，到清代更是“百万者比比皆是”。然而，山西商人纵横天下，富比王侯的秘诀不是靠财雄势大、欺行霸市，而是一靠勤俭，保守财富；二靠诚信开路，以商德、信义服人。自古以来，货殖家们尽管积财万千，但是仍然注意节俭。勤俭既是他们的治生之道，又是修身、立业之本。山西地方志不论县州府志，多有“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性朴质，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等等记录。（明）沈思孝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 康熙皇帝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属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13] “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14]这里所说的保守，首先是保守财富。乾隆版《祁县志》说：“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商家联语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所以，不少商家把祖宗创业时的讨饭碗、货郎担、背褡子供奉在楼上或者祠堂里，教育子孙。
以儒通贾
一般人认为儒以名高，贾以厚利，贾儒目标不一，但晋商却认为贾儒相通，不仅可以在社会行为准则方面达成一致，还可以在经营谋略上以儒通贾。
为此，晋商在对子弟、员工的培养上，一是都需要修身正己，需要读四书五经，需要修仁义道德；二是用儒家的谋略和才智来经商。
明代商人张士毅身为广东布政司右参政，却“舍儒就商”。后人论其商业经营之道，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入。”身为商人，不计蝇头小利，而是从儒学所讲治人、治事、治国的道理中，体悟取予积贮、审时应变、择人委任、赀计出入的营销谋略，正反映了商人的经营之道与儒学治人治事治国之道的同一性。山西商人融伦理与谋略为一体，谋不离道，变不离宗，正是突出了这一特点。[15]
山西蒲州张氏家族是一个以商起家，后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商结合的家族，其先祖原来居住在解州盐池之南，早在元朝时，张思诚为避乱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明初曾三代官居知府，至张允龄时，因父早逝，其母解氏既要奉养婆婆，又要抚养允龄和弟弟遐龄，因此张允龄年方幼学，即掌理家政。步入商途后，其“识量宏远，诸所废居剂量，往往牟奇息，……不与人竞刀锥。”[16]后被人暗算，干没其资，于是又发愤远游，“西渡皋兰、历浩□（甘肃），居货张掖、酒泉间，数年乃南循淮泗，渡江入吴。又数年益困，则溯江汉，西直夔峡（四川奉节），岁往来楚蜀间；已乃北游沦博，拮据二十年，足迹半天下。虽治市廛业，其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必为众所敬服。”[17]张允龄以一个中落的官宦子弟弃儒经商，不竞刀锥，不重财利，虽然经营并非一帆风顺，但识量宏远，不仅众所敬服，也为子孙立业打下基础。张四维的弟弟张四教“末年业用大饶，不啻十倍其初。且襟度旷达，乐善好义，当其意气所至，即挥掷千金不顾”[18]。张四教能够运用九章算术、勾股方田的数学知识，操纵盐利的源委、分布、调度，提高盐业利润，而又旷达好义，识量宏远，不屑计利，这些都离不开儒学伦理。
大名鼎鼎的榆次车辋常家也是儒商结合并获得成功的典型晋商代表。榆次车辋常家原为太谷惠安人，一世祖常仲林迁居车辋时很贫困，靠与人放羊为生，到八世常威经商时，家境已经“小康”了。据村寺碑文记载，常威的父辈常进龙、常进麟，堂兄常文、常殿，皆为捐资“纠首”，没有资产，当然不会有社会地位。而其兄常吉已考取庠生（俗称秀才），常威本人也“幼即极有天赋，聪明好学，被同辈学子所敬仰”，可见常威经商之前就有了颇为雄厚的儒学底子了。在常威之后，常氏几乎家家办私塾，到咸丰年间，常氏私塾发展到17所之多，延聘省内外知名儒者住馆授课，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老师，严束弟子，从师传读。但他们尊师重教的目的，并不是当官从政，而是为他们的经商活动培育具有儒家思想品德、明白人情事理的人才。譬如常威之子常万玘、常万达兄弟二人在就学时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学有所成。常威问老师二子能否考上秀才，老师保证“以其学业，进庠如囊中取物”。常威大喜，立即将二子带到张家口学习经商。二子果然不负父望，常万玘创立了“十大德”—10个以“德”为名的商号，常万达创立了“十大玉”——10个以“玉”为名的商号。这20几个商号，成了晋商中的一支劲旅，也为常氏家业兴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如果这两人走了科举道路，晋商史上就没有了常家；如果这两人没有雄厚的儒学基础，常家也就不可能有绵延200余年的商业兴旺。
点滴教化
晋商认为要培养具有诚信义利高素养的人才，需要“百年树人”，正如孔子指出的“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劝诫人们要修身正己，要每日三省，从自己言行举止的每一个细节来检查、自控，以自我约束始，最后达到实现人生理想。也就是说人要不懂得自我约束，那么在家庭、社会中与人相处时，就会任意妄为，无伦理观念，无道德约束，仅有一己私利，将与野兽无异，也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那么如何教人向善呢？孔子说要先教给人从善的道理，确立对恶行的耻心，激发其内在的荣辱观，使其产生一种无形的自我约束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再齐之以法，就会使人“有耻且有格”。晋商正是遵循了这个准则，将对子女、员工的道德伦理教化寓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一以贯之，最终实现“树人”的目的。
乔致庸最器重的是长孙乔映霞，他认为映霞天资聪颖，心地忠厚，是个经商之材，于是从着意培养他。他首先授意他立身之道“唯无私才可颂大公，唯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又说“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19]。这既是乔氏一生的经验所得，又是其对后辈的殷殷期望。
除了像乔氏这样在家中随时教育后代外，晋商在办的家塾、学堂中也处处体现立身教育的重要性。如晋商办的河东运学的办学宗旨就是“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以“师道”、“理义”一以贯之地贯穿于子弟的学习中，为此，运学后来出了众多的精英人才。
徒弟入商号做事后，仍要接受修身正己的训练。除了日常类似背诵、抄写“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的道的歌诀外，在关键时刻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员工。如在票号发展日盛，面对日渐追求奢华风气的流俗风尚，大德通总经理高钰号召全号上下“黜华崇实”，延请名师教育青年伙友，并身体力行，整顿号规，在上下同心的努力下，不仅使大德通安然度过了庚子之乱，经受了辛亥革命后发生的信用危机。
三、晋商哲学：中和之道
晋商伦理的诚信义利观中，暗含着“仁爱”、“爱人”、“尊重人”的思想，如果不是有这些前提，那么就不会有对别人要“诚”，对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处理要“信”，就更谈不上在利益攸关的时候，从大局着想做出“义举”了。对别人的尊重、仁爱，实际上意味着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仁爱，是一个伦理道德环境的培育问题，与晋商伦理观的树立一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处理这些关系过程中，晋商采用的是中和哲学，即执两用中，无过不及，处人适情，处物适则，处事适理，人和、物义、事中。为人处事及经营管理的原则是中庸之道：一是不左不右，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三是“权中”、“时变”。具体表现为：执两用中的中和之道，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竞争合作的群体精神。
执两用中的中和之道
晋商以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要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
明代王文显与人交往既讲究信义，也重宽恕容让，所以赢得众人敬重。有一次一个童仆偷窃了王文显的财务，王文显发现教育后宽恕了他。后来的某一天，一伙强盗来勒索王文显，用刀逼着那个童仆说出王文显的藏身之处，童仆不惧威胁，始终没有透漏。（葛贤慧，1996）
1877年（光绪三年），北方大旱，民饥荒无以果腹。榆次常家向来是对俄茶叶贸易的大户，但是因商路断绝，过去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这使常家蒙受了巨额损失。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度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它是不是在这个困苦时期摆阔气呢？不是这样的，它是要用这个作为借口，给车辋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赈灾也不想落一个施舍的名，他们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常家盖房，只要饥民愿意去那里帮忙，能搬动一块砖头，今天就有饭吃。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常家作为一个大户，帮助别人还要这么煞费苦心地考虑最合适的办法，其实是对被救助者人格的最大尊重和爱护。
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如晋商录用新员工时，名曰“请进”；如果认为这个人不合适，也不直接拒绝，而是让他试用老掌柜的帽子、衣服或鞋，最后以不适合这些为由，拒绝想进商号的人，其实说白了也是给对方留一个面子，别伤了日后的和气。
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主张“和为贵”，很少打官司，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凡与之交往的交易对手，欲建立“相与”关系，必须经过了解，认为可共事方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就婉言谢绝。凡是确定的、相互信任的“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祁县乔家堡乔氏是晋商中较大的一个家族，在“全”字辈三兄弟当家的乾隆、嘉庆初年，广盛公字号做了一笔数额很大的“买树梢”生意，不料事与愿违，到秋后粮食歉收，结果是大亏大赔。消息传开，广盛公的储户纷纷挤兑，债权人上门要帐，一时满城风雨。不得已大掌柜只得派人去祁县、徐沟找乔、秦两东家请求谅解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掌柜又亲自出面与“相与”磋商，以求得债务宽限。结果是乔东家由乔全义主持家政，通情达理，和两兄弟商量后给了4万两现银的支持。秦东家的儿子却不给面子，不予现银支持。“相与”们同意缓期3年归还债务。有了喘息和重振旗鼓的机会，乔东家的仗义和豁达以及“相与”们的支持后，使濒临倒闭的广盛公度过了一次难关，同时也给了大掌柜重整雄风的机会。此后，大掌柜自己亲自带上绸缎、茶叶等蒙民的稀缺商品，做起了旅蒙生意。三年下来，不仅把亏损补齐，还有了余头。两个帐期下来，广盛公就恢复了元气，财运滚滚，红利赫赫！在这次广盛公的起死回生中，乔家注入了大量银子和掌柜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所以基本上由乔家和大掌柜主导拟定了分红及改组方案：将广盛公更名为复盛公，乔家当初注入的救援银子悉数成为银股，由此乔家在改组后的复盛公里银股大大超过了秦家。通过这次改组，乔家已是绝对的大股东，有了主事的权力。复盛公改组后搞得红红火火，为乔家挣了不少银子，使乔家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20]
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首先对对方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沾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5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的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而此时，正是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逐渐走向兴盛时期。乔氏三堂审时度势，紧跟中俄贸易的巨大经济浪潮，积极投身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于嘉庆后期在祁县城共同开设了大德诚、大德兴两大茶庄，从福建省武夷山长途贩运茶叶到中俄边境进行贸易，为乔氏赚取了大量的银钱，使乔家进一步走向富有和兴盛。[21]
晋商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晋商企业管理制度方面。
1、在资本组成上明确人力的价值
晋商的“人身股制度”，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商之”的财股、人股合营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人的才能的重视，并且把它提高到了与财力同等的地位，在晋商发展的后期，由于长期积累，其人股超过身股的商号比比皆是。不仅聘请掌柜时赋予身股，鼓励其把商号当成自己的产业来经营，而且对表现出色的员工，也要按其贡献大小，每年增加不同的股份。通过人力股的方式来充分调动上下员工的积极性，团结全体人员的力量，让大家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于是无往而不利。
在晋商的人身股制度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但更能体现其人本管理思想的例子，那就是大盛魁的纯粹人力股合营的模式。
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是由三个穷苦的扁担小商太谷王相卿、祁县张杰、史大学以“桃源三结义”的方式创办的。经过三人艰苦的经营，大盛魁终于发展成一个垄断蒙俄贸易的头号大商号。但是在大盛魁经营发展的二百多年间，一直没有吸收过财股，其组织形式始终是三个人的“人力合伙”，因此可以说大盛魁的壮大全凭人力而为，一点不为过。
大盛魁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其它商号那样的“东家”，更没有经理受东家聘任一说。大盛魁的历任经理都是在号内选拔贤能者担任，号内上下人等以创业的王、张、史三人义结金兰为榜样，齐心协力团结奋进，把繁杂的各路业务活动管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大盛魁经营活动的区域分布很广，从归化到库伦、恰克图，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都在千里、数千里外，还有分布在内地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地的分支机构、小号及坐庄人员，相距更有万里之遥；它的从业人员，包括放牧骆驼、马匹、羊群的牧工在内，约有六七千人之众，但在二百多年间，大盛魁内部始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即使在千里万里之外，在各路掌柜的率领下，员工们始终克勤、敬业、吃苦耐劳、忠诚不二[22]。
2、深信不疑的委托代理制度
晋商企业的治理机制是两权分离的“委托－代理”制度，这种代理制度讲究的是东家把商号的所有权利都交给掌柜的，所有财产、人员的调度，营业方针的确定，全凭掌柜的来定夺，东家不仅毫不过问，还有一些列限制东家干预号事的详细规定，留给东家的事情惟有几年一度的账期时，掌柜的与东家报告财务，结算盈亏。对东家来说，谓之“用人不疑，用人不疑”；对掌柜的来说，谓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这种深信不疑的用人策略，给了掌柜的极大的个人尊重和施展才能的天地，掌柜的也都尽心竭力，无不克勤克己地替东家着想。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商的才能，为了选对人、用对人，晋商总是百般考察和挑选，但一旦选中，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会赋予经营管理的全权。这种制度可称得上古今人本管理的至高境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在途经太原时，大德恒票号认为大清国不会马上灭亡，于是借给慈禧太后白银30万两解其燃眉之急。后来慈禧太后授意官员多将官款存于大德恒票号，为其带来巨大利润。到了1910年时，瑞澂由江苏巡抚署理湖广总督而被正式任命。瑞澂素与大德通票号有来往，分号向总号报告欲与深交，但经理高钰认为其人无能，推知清室无人，事必大变，故毅然决然，预作保守主义，力还外贷，以减架本，而实行收敛。所以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其它票号损失惨重时，而大德通因高钰事前预防收回贷款而损失很小。[23]
太谷曹家欲在东北开一处钱庄，将7万元交与精心挑选的掌柜。谁知，掌柜赔掉了7万元，空手而归。东家与掌柜的面谈后，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客观原因。因此他并没有责怪这位掌柜，反而安慰他，同时又拿出7万元，鼓励他继续闯东北。哪知，掌柜二次失败，痛不欲生，向东家负荆请罪。东家分析原因后，不仅没有怪罪掌柜，反而又拿出7万元交与掌柜第三次闯关东。掌柜的被东家的信任所感动，终于克服困难，在东北为曹家开了三家酒坊，没过多久，曹家的钱庄也如愿以偿地在东北开张了。
3、信用交易中的人本思想
晋商无论是商品交易与信用活动，特别重视人的信用。商品交易大量使用信用贷货，信用贷款两种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在信用交易中，凭人信用多，很少见凭物信用，极少抵押贷款。
竞争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四、设置规矩：多方约束
虽然有关公崇拜，有从小就进行的点滴教化，但是毕竟实际行动时能否真正遵循伦理，全凭个人当时的意愿，如果出现一念之差，则行为方式和后果就会有天壤之别，那么晋商苦苦坚守的伦理道德也会因个别人的个别行为，毁于一旦。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晋商也自发地寻求来自外部的多重约束机制。
具体来说，这种约束和主动的改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宗法舆论约束
晋商的足迹横跨东西、纵横南北，甚至远至俄罗斯、日本、朝鲜、印度、新加坡，经营范围包括盐、茶、账局、典当、票号、杂货等五所不包，但是却从来没有走出同乡的圈子。晋商的雇员、经理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东家生活的家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出于模仿效应和团体竞争效应，另一方面也处处体现了晋商利用同乡圈子的力量来监督、制约员工行为的思想。
晋商用人要用同乡，还要了解其祖宗三代的人品和经历，以判断被聘人员的家教如何，除此之外，还要请有名望的人作为保人，如果推荐之人有何不轨，那么保人将颜面无存，甚至要赔付损失。在晋商中还有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一个人如果被一家晋商商号辞退，则别家商号也再不雇用，这样非但断了自家的财路，还有辱祖先荣耀，以至于族人都不许其死后进入祖坟，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统一的惩罚措施，对员工、经理的约束比那些明的规定还要厉害。
晋商这么做，恰恰是有效利用了社会的非正式约束力量，但是这一约束力量作用的发挥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首先，必须有群体内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价值标准，其次，个体对这一价值标准的遵守和违背的信息，会迅速在这一群体内散布开来，随着信息的传播、群体中就会有对这一信息的评价、判断，最后采取统一的行动，起到来自社会的非正式约束的激励与惩罚作用。
拿这个标准来判断，晋商雇用同乡，恰恰是基于同乡这个群体内有共同的价值标准，而晋商的相与大都为实力雄厚的商人，多半也是晋商，他们在各地建关公庙，设立会馆，既是联络乡谊，沟通信息的方式，也是加速信息传播、广作社会宣传的一个有效途径，晋商喜欢光明磊落地做事，就是把自己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靠社会舆论来规范、引导晋商全体人员的行为，这样的准则坚持五年、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就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对某种行为作出共同的价值判断，采取共同行动的局面形成，那么这样的一个激励惩罚机制自然会发挥作用，对同乡圈子的维护就是对这一机制的维护。
据《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总结山西票号的内部组织管理时提到：“票号其法，集巨资择信义尤著者数人经理之，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不给工资，惟岁给置备衣物之资。三年结账、按股分余利，营业愈盛，余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以此人人各谋其私，不检责而勤，不检制而俭．其发起之人及效力年久者，于其身后，必给身股以赡其家。子孙而贤仍可入号，未得身股以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以是作奸者少。”
身为蔚丰厚执事的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相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随时招致。他听说百川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所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 希望能延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如果属实，即可另派妥善之人前往。他说：“号事以妥实为主，不可因为是我介绍来的就可以袒祖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后来李宏龄为此事再三敦促总号派人清查，以期水落石出。
号规约束
除了社会舆论的威慑力外，为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晋商内部都订有严密的“号规”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如清乾隆年间，大盛魁“号规”中对雇员行为的规定就有：“凡总店和各分店的职员，上自总掌柜下至店员杂役，一律不准携带家眷；号内人员不得长支短欠；号内财物不得挪作他用；号章不得用于作保；号内人员不得兼营其他业务；禁止嫖赌和吸食鸦片；不得接待个人亲属朋友；号内人员非因号内事务不得到小号串门；号内人员在回家休假期间，不得到财东和掌柜家闲坐；号内人员不得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号内人员所有婚丧喜庆由号内送礼，人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号内人员之间不得互相借钱；不得在外惹是生非；号内职员所有过失，不得相互推诿，不许欺瞒包庇。号内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立即开除出号，即：打架斗殴者，挑拨是非者，结伙营私者，不听指挥者。”
行会约束
内部号规各家不同，难免有松有紧；宗法舆论约束也不会事事顾及，涉及到同行之间的利益，难免有为了自己获利而影响别人的事情出现，所以还需要同行约束来规范商号之间的行为准则，保证行业秩序的清正，这也是行会的一个重要作用。
现在河南朱仙镇、周口、洛阳、赊旗镇等当年的商阜埠，都保存着当年山西人修建的关帝庙，也是他们的会馆。赊旗镇关帝庙，建筑雄伟，前院有两个杆重九吨的铁旗杆，下面是铁狮子，铁旗杆上有三个斗。中院正殿，供奉关帝圣君，正殿楼上是关云长夜读春秋，大殿前是汉白玉雕刻的石牌坊，十数米之高，中间有雕刻福、禄、寿三星。当年会馆宣传：商人用秤，一斤16两，称杆上一两一个星，满16个星为一斤，即北斗七星，南有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就是16星。称星谐音就是“诚信”。诚信经商，就有秤满斗足，绝对不能缺斤短两，缺一两折福，缺三两折福、禄、寿，超过三两，不仅没有了福、禄、寿，就连南北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就不是正常人了。如果你不诚信，秤星不足，欺诈哄骗，关老爷在后面看着你呐，关老爷是神，定会给你治罪的。当年经商以这种教育形式，教育商人诚信不欺，约束职工。现在，河南省南阳市政府正式在赊旗镇关帝庙挂牌“南阳市诚信教育基地”。
清朝末，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禀官究治，决不宽恕。”立碑经理人为归化城十五社与外十五社。这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事。类似此种记述，还有海窟龙王庙内《重整四农民社碑记》所述关于处理商人使用短百钱问题的情况，南茶坊关帝庙端内《整立钱法序》 所述对钱业行会宝丰社短百钱抽拔整理情况等等。晋商行会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24]
有了同乡、号规、行会的约束，又有晋商平日伦理道德的修养，这就从内外两个方面规范和引导了晋商同仁的日常行为，使晋商始终不偏离诚信义利的大道。
晋商伦理启示
目前的中国商人面临的是和晋商相似的市场环境，即由于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所带动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市场不仅迫切需要便利交易进行，维护市场秩序的社会伦理，而且需要中和之道来减少交易各方利益的摩擦，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商人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各界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和社会角色的责任，都普遍呼吁商业伦理、商业文明的回归，因此，晋商伦理哲学观无疑对现代商业文明、市场秩序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诚信义利”不仅是晋商应社会需求主动遵循的伦理观，还是自古至今所有社会都共同尊崇的社会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已经被历代圣贤、古今著名商人所总结，深深地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晋商正是从这些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素养。当代商人也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合理的内容，以丰富和发展新一代商业伦理的形成。
虽然晋商商业伦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如关公崇拜，严格的家规教育、儒家文化的熏陶、同乡圈子的约束与激励、行规、号规的约束等。我们不可能复制晋商生存的环境，但是可以以现代方式来构建这种环境，如通过广泛的社会道德文明的教育，点滴的家庭教育，人性化的职业教育，引导人们树立诚信义利的观念，促进社会整体价值准则的形成；通过信息公开、共享，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和社会统一行动的达成；通过清晰、公正、严明的法律、法规，各种集体组织，来约束和激励个人和企业的行为。
我们还要避免晋商伦理哲学的局限性，重构一个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经得住社会演进考验的商人伦理。晋商伦理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利”，“义”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因为“利”的享受对个人来说，有一个“效用递减”的特性，同时，在“逐利”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又有“效用最大”的特点。所以，在面临时代变迁之时，晋商会在“义”、“利”关系的考验中产生分化，最终走上了不同的归途，而有些结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如晋商发展的后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当晋商的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同时社会上又有各种奢靡之风影响时，部分晋商后代开始挥霍、浪费，骄奢淫逸，全然忘了祖先创业的艰苦，这实际上是在“利”这个最终目标达到后，部分晋商失去奋斗目标，不知所为的一种表现。还有一部分晋商为了“利”，会背弃某些伦理原则，如不惜代价与官府的交结，通过联姻扩大商业势力，这些行为从社会角度来说，是对弱势群体的不“义”，不符合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