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孔祥毅

一、晋商的商路

晋商的对外贸易商路，有船帮和驼帮之分。船帮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驼帮是通过骆驼（包括骡马、牛车）驮运，经由陆路往蒙古、俄罗斯、朝鲜等贸易的商人。

海上贸易

晋商的海上贸易的商路是：长江—吴淞口—黄海—日本长崎，时间是18世纪，即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到乾隆晚期。

中国货币历来使用铜钱，清代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货币数量不足，当时铸钱的铜源主要靠云南滇铜，但扩大铜钱铸造后滇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日本购进生铜。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以前，从日本采购生铜补充政府铸造制钱的铜源，一向是由沿海民间商人承办。这一年，山西介休张原村的范家提出了低价供应日铜的条件，要求将“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额铜专交承办，不误运解。”[1]并提出“情愿报效，自请减价，是以与民间价不同”[2]。同年，清政府把芜湖关额铜660760斤、浒墅关额铜448840斤，湖口关额铜397840斤，淮安关、北新关各307690斤、扬州关额153840斤，每斤照价给银一钱，脚价银五分，交给了以范氏为代表的山西商人操办。1701年（康熙四十年）又将荆州、凤阳、太平桥之应办额铜交给了山西商人，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又将龙江、西新、南新、赣关应办额也铜交给了山西商人。这样,以范家为代表的晋商取得了对日铜的贸易权。[3]
范家远祖明代范至刚，就是有名的“市贸边城”的商人，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范永斗与其他七家商人，明末清初时在张家口实力最为雄厚。当时，在东北的满族贵族政权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向关内明政权进军，通过在张家口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等八家商人贸易，换取所需军用物资，后又将对明王朝宣战的“七大恨”交由晋商带回关内。所以清入关后，赐范永斗等八家商人为“皇商”，隶籍内务府。清乾隆版《万全县志》记载：“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贸易，借此八家主之。定鼎（定都北京）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为了报答皇家的恩惠，范家在清初康熙征剿葛尔丹叛乱时，就曾随军贸易，承包军粮等物资供应，不仅获得政府嘉奖，自己也获得丰厚的利润。后来，滇铜不足，需要进口日铜，介休范家联络王刚明等六家晋商，通过价格竞争，接办了原来浙江商人对日本采购生铜的贸易，在18世纪，往返于长江口与日本长崎之间。1743年（乾隆八年）,洪洞商人刘光晟也加入日铜贸易。范家历经几代进口洋铜，到乾隆末年，因为日本限制铜出口，商人欠官铜过多而破产。晋商直接从事海上贸易进口日铜八十余年，为国家铸造铜钱源源不断补充了铜源。

山西商人的海上贸易，也称之为晋商船帮。他们从国内各地收购特产，出吴淞口经黄海运往日本。购铜商船每年放洋两次，第一次夏至时，就装载日人所需之中国土产杂物，乘季风驶向日本长崎，九月中旬，装载日本铜料等日货回国；第二次是小雪后、大雪前夕放洋，次年四月回国。他们常年漂泊海上，出没洪涛礁屿中，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可能。现在山西介休绵山顶上有一个妈祖庙，就是当年介休范家商船出海时，乞求海神保佑的见证。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有山西特产潞安党参、辽州麝香、大同石绿、黄芪、汾州甘草、沁州石菖蒲、泽州衣针、太原瓷器、毛毡、天花粉，平阳龙骨、纸张，以及丝绸、皱纱、绫子、锦罗、茶叶、扇子、笔墨、纸砚、书籍等等。日本人宫本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一书中说：“中国书籍之传入日本，影响日本文化最大，此种输入或翻刻之书籍，入日本学士文人之手，致各地文运大兴。而清之考据学风，亦由是风靡日本学界。又诗集、诗论、诗话之输入，则影响日本诗学；小说戏曲之输入，则影响日本文学；画论、画谱之输入，则影响日本画界。其它医学、博物学等无一不受影响。”[4]
叶梦珠在《阅世篇》中写道：‘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晋商为追逐商业利润而奔走四方，把山西和全国各地的产品如丝绸、棉布、瓷器等通过海路输送海外，东到高丽（今朝鲜）、日本，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地，还在海口与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交易。但是这些对外贸易，一般是组织国内特产，运抵沿海港口，交由其他进出口商人与外商贸易，这已不属晋商船帮的海上贸易了。

应当说晋商中的船帮，仅仅是极少数商人。晋商对外贸易活动的重点不在海上，无论贸易规模或时间的延续性，主要还是通过陆路从事对俄罗斯以及欧洲的贸易。

陆路贸易

在明代以前，就有很多山西商人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西亚进行着贸易往来。研究山西外贸史的专家渠绍淼先生在《山西与丝绸之路》一文中写道：“入明以后，由于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和山西工商业的空前发展，促使晋商将更多的商品远销到国外，并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商帮。明嘉靖以后，晋商中出现不少大的盐商和丝商。但他们没有忘记‘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继续把以丝绸为主的商品陆运西方。这时向中东各国所输出的商品种类已大大增多，甚至凤台县（今晋城市）大阳镇生产的缝衣针和绣花针也已大量出口，几乎进入了中东各国的每个家庭，并久负盛名。在晋东南流传了数百年的‘大阳好钢针’民歌，是其生动的记实。”[5]

“商业的昌盛，又转过来刺激了生产，省内出现了生产专门化的地区，如潞州（今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黎城、襄垣等县）的丝织业即是如此。当时在全国生产丝绸的专门化地区，有四川阆中和本省潞洲，潞丝和阆中蚕丝在国外同享盛誉。潞州营此业的家庭颇多，原料除来自本省外，还去江南和四川等地采集。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余张，登机鸣杼者数千家。其产品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郭子章《蚕论》中有“西北之机潞最工”之说。当时所织丝绸五颜六色，洋洋大观，使阿拉伯和欧洲人对这五彩纷呈的闪闪发光的织物，惊羡不已。”[6]

早在明朝就形成的沿长城内侧的商路，西到嘉峪关，东接山海关，长城外侧是广袤的蒙古族游牧地区。这条商路，从北京出发往北，经居庸关、张家口，再进入山西的天成卫（天镇），继续向西经阳和卫（阳高）、大同、榆林、宁夏、凉州、甘州、肃州、敦煌，然后进入新疆的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越葱岭，进入阿拉伯地区。这条明代商路在清代仍然很活跃。

明前期，汉蒙军事对峙，官方只有贡市贸易，双方生产生活均受影响。边吏时有利用马市中饱私囊，限制贡市人数，蒙古人民不能忍受“爨无釜”的生活便入塞骚扰。1570年（隆庆四年）宣、大、山西总兵王崇古与当时的吏部侍郎张四维经过多方周旋，促成了“俺答封贡”，汉蒙互市局面形成。从此边界息战，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王崇古是山西永济商人的儿子，张四维的舅舅。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三家联姻,均为大盐商。他们早就有意疏通汉蒙互市，发展汉蒙贸易。自“俺答封贡”到明末，汉蒙双方定期的开关贸易，北来骆驼、牛、羊、马，南来盐、酒、糖、布、茶，相互交换，人民欢迎，商人受益。
清统一北方以后，为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政府不仅对蒙古贵族宠封高位，通婚联姻，在经济上，更采取了扩大边市贸易和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牧区经商的政策，受到蒙古的欢迎。除允准边口和京师互市贸易外，康熙在平定准噶尔内乱中，又允准商人从事随军贸易。当然需要申请院票，由库伦、科布多、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官府监督。特别是清代前期，拓展北方驿站道路，仅在蒙古地区就有交通干线15条，230多个台站，驿路密布，台站林立，不仅为政府所用，也为商人提供了方便，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各地四通八达。

接着，康雍时期又鼓励汉人出边种地。“喀喇沁三旗，自康熙年间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逐年换给，……此项印票竟成具文”[7]。“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食田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耕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8]。这项政策，给山西人走出长城谋生开辟了又一条新路。经山西右玉县杀虎口穿过长城，就是萨拉齐、呼和浩特、包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土狭民贫”、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山西贫苦农民，便大量“走西口”。山西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的民谣。山西人到萨拉齐、绥远、包头一带垦荒种地，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在口内外之间贩运贸易盈利丰厚，从而很多在蒙的山西人走上了新的创业之路——经商。

一个是明初的食盐开中政策，一个是内蒙古耕地开发，山西省的地理优势，引导山西人大量走向上商途。

在对蒙贸易中，山西商人不断拓展探索，逐渐开发了一条通往欧洲的茶叶之路，这就是经由内外蒙古或者新疆，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路线：武夷山—铅山－九江—汉口—襄樊—赊旗—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太原—忻州—雁门关—黄花墚—西口（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或经由库伦—科布多—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西亚地区；或经由库伦—科布多—古城－哈密—吐鲁番—喀什噶尔—叶尔羌—西亚；或经由东口—多伦诺尔—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海拉尔。

清代，中国对俄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出口有所缩减。对俄罗斯贸易的主要市场在恰克图、塔尔巴哈台、海拉尔市场。杀虎口和张家口是蒙俄贸易的两大重要枢纽。

还有一条商路，就是从太原向南，经临汾－运诚－永济－风陵渡－西安－兰州－凉州－肃州－敦煌－乌鲁木齐。晋南地区商人到西北地区者，多走这条路线。晋中、忻州、大同地区商人多走蒙古、北京、河北、天津、东北；晋东南地区的商人多走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南方诸省。

晋商开辟的南联河南、两湖、安徽、江西、福建，经汉口，直达武夷山、羊楼洞的茶叶产地，北接内外蒙古、新疆、俄罗斯，直达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的茶叶之路，兴盛200多年。2007年3月10日湖北茶叶网报道，2007年4月初，当年中俄茶叶贸易口岸恰克图所在地的俄国布里雅特共和国国际旅行社董事长达尔玛女士一行，来汉口考察中俄茶路的历史，他们参观了当年汉口的俄国领事馆、巡捕房、工部局、巴公房子、汉口茶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然后又到赤壁市（当年为蒲圻县）的羊楼洞参观茶园，及生产当年的“川”字牌砖茶的砖茶厂，他们为汉口至今还完好保存着这么多俄国人历史遗迹感到兴奋，并说，我们俄国人也没有忘记茶叶之路。

在羊楼洞茶叶生产加工基地开辟之前，茶叶之路的茶叶来自福建武夷山。民国《崇安县志》记载：1680年（康熙十九年），“山西茶帮经江西铅山，过分水关，来到下梅和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清代衷斡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骆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9]山西茶商的带头者之一榆次常家，在武夷山下梅村、星村等处定点采办，确保茶叶质量。茶叶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达汉口，转汉水至樊城，贯河南赊旗镇、洛阳，进入泽州，经潞安、祁县子洪口，鲁村停靠，然后经由太原、雁门关，出东口或者西口，抵达蒙古各旗。

在茶叶之路的雁门关上，有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阴三月立的一个石碑，上面写着：“雁门北关路□靠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西路径由，不得故违干咎。”[10]可见这条道路上商运繁忙、车马行人之众的景象。当地政府不得不作出车马行人“靠右行”的交通管制。

二、晋商的舞台

蒙古市场

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政治军事常常处于对峙状态。但是，不管是和还是战，汉蒙民族之间的贸易始终没有停止，只有公开的合法的贸易与不公开的走私的贸易的差别而已。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1730年（雍正八年)，清政府在中俄边界中方建立买卖城(恰克图中国市圈)。凡由直隶出口贸易者，在察哈尔都统或者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院票；凡由山西出口贸易者，在绥远城将军领取院票。院票书写商人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日期。当时，归化、绥远、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多伦诺尔等都成了商业城市，据张正明先生考证，彼时恰克图有商号60多家，乌里雅苏台有铺房1000余间，多伦诺尔有坐贾1000余户。[11]

在内地商人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有一个的重要的商品运输枢纽是长城上的关口——杀虎口，政府在此设置税卡，晋商称之为“西口”，后改移归化城。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主要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12] 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驮运出去的商品，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运回的物资，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的货物有一部分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当时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

大盛魁创办于清康熙年间，1929年（民国十八年）倒闭，存续230多年。大盛魁兴盛时驼队有16000-20000峰骆驼。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够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其从业人员之众，有六、七千人；其活动舞台之广阔，囊括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大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及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有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大盛魁的创始人，是清康熙年间的三个穷汉，即山西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县祁城村的张杰、史大学。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他们因生活无着，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前营）、科布多（后营）做生意。当时仅是肩挑小贩，蒙古人称为“丹门庆”（货郎）。征服噶尔丹以后，清兵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而部队供应仍大部依靠该部原驻防地山西右玉杀虎口。三人后来就在杀虎口开了一个名叫“吉盛堂”的商号。到康熙末年（亦说雍正初年），吉盛堂改为大盛魁，设总号于外蒙古科布多，以后又移总号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大盛魁对蒙古族牧民的贸易，有专门的商队“货房子”。“货房子”专销蒙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采用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的形式。“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负责批发的“货房子”，包括帐篷1顶、商人和驼工20余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每顶货房为一个销货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专做零售业务的“货房子”，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时只用一二头或三五头骆驼，驮少量货物，走串到蒙古人住的毡房做买卖。大盛魁为了稳住蒙古市场，规定在内地购进商品必须执行以下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如蒙人喜饮砖茶，它就自设茶庄进行加工，保证质量。第二，从手工匠铺进货，必须以质量第一，选定以后，世代包买。小手工业铺户资金发生困难时，给予借垫。小手工业铺户难得取到这样大的包买主，自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第三，对蒙民和喇嘛需要的专用商品，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用的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订制，以保证商品齐全，质量可靠。因此大盛魁商品信誉极高，蒙民只要看到“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大盛魁的销货方式很有特点，他们抓住牧民对某些日用商品的急需心理和牧民手中缺乏现银的实际情况，采取赊销办法，甚至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远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商品赊销是要计算利息的，即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息，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这样，大盛魁又获取了一项利息收入。尽管这个办法使得牧民购买商品实际价格比较高，但由于大盛魁保证了牧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质量和及时供应，同时也解决了牧民畜产品的及时销售，所以很受牧民欢迎。对于蒙古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大盛魁亦全部包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商品的债务是否能全部按期收回，大盛魁并非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赊购商品者，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印章的印票。印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不怕放债收不回来了。

在蒙古市场上售出的商品，多是由内地长途贩运而来牧民生活必须品，有茶叶、布匹、绸缎、药材、蔗糖、烟叶、面粉、陶器、铁锅、农具等。茶叶来于福建、安徽、湖北；蔗糖来于江浙、两广；布匹、烟叶、陶器多产于河南、江西、山东；烟叶、面粉、金属日用品来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如乌兰察布盟岁入砖茶20余万方、糙米2000余石、油麦800余石。蒙古地方为买而输出的商品，以马、牛、羊、骆驼和皮张为大宗，这些商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运往内地，如乌兰察布盟销往内地的商品，每年有驼马牛10万余头，羊皮40余万张，还有皮毛、蘑菇、药材等。大约蒙古羊每年可运内地数百万头。随着漠南蒙古农业的发展，粮食制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康熙时，“大都京城之米，从口外来者甚多”[13]，而且价格便宜。乾隆时，热河一带盛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甚多。”[14]归化城附近盛产粮食，归化城则成为粮食交易和转运地。漠南粮食多由黄河运至潼关、韩城，供秦晋两省需用。山西太原、寿阳，陕西同州都有从归化贩运来之粮食。粮食制品也运往内地，如山西寿阳需用之酱，上者出太原省城，次者出归化城[15]。雍正乾隆时期，乌里雅苏台每年把内地茶1000箱运到古城贸易米面，这种转售一直延续了60年。

在内地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还有一个重要商品运输枢纽是“东口”——张家口。据一位老商人回忆：“张家口最大的企业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于清初开设至光绪末年倒闭，临倒闭时，光顶身力之职员有二百九十人左右，而未顶身力之职员亦在几百人，有的说共职员一千人左右，有的说七八百人，是清朝时期对外蒙和俄国等地贸易的中国第二大型企业。”[16] 这个时期，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之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羊等可售1000两银子。其他商号如长盛川、大盛魁、大昌川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大昌川茶店院内还有康熙皇帝赐予的双龙石碑，以表彰山西旅蒙商人的功绩。张家口城在清代的发展，是同山西商人对蒙贸易紧密相连的，张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是日升昌票号所建；下堡的锦泉兴巷，是锦泉兴钱庄所建。清代张家口商贾云集，市面繁荣，商号鳞次栉比，是关外有数的大城市之一，又是驻有察哈尔都统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西太平山及元宝山的南北两山之间建起的西沟市街里，有粮食批发店、皮毛批发店、牛马店、客栈等等。几乎全是对蒙贸易的商贾及其有关的从业者。有来自库伦方面的，有来自西北新疆方面的，各种运送货物的商队，群集这个交易场所。清末民初时，张家口每年的贸易额达白银120 000 000两。货物包括烟丝、砖茶、蘑菇、皮张、驼牛羊马等等。据记载，1834年（道光十四年），张家口西沟市街的总人口为34000余人，商店数为260家，年交易贸为1666000吊。此后仅仅过了77年，即民国元年，人口达132 600多人，商店数为710家，年交易额激增到2318100两。张家口的贸易范围除库伦外，还拓展到外蒙、宁厦、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连俄国人的茶商也在张家口开设商号，收购来自内地运来的茶叶，转销俄罗斯。中国茶中的红梅茶及各种砖茶，是蒙古人和俄国人最喜爱的茶叶品种。当时，这些茶是贸易品的大宗，历年运到库伦的茶叶多达30--40万箱。欧洲大战时，张家口的进出口额一度高达3亿两，但在十月革命与外蒙古独立后，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财产损失达到7000万两白银以上。[17]

海拉尔城，是1732年（雍正十年）因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禽兽繁殖，土地膏腴，由驻呼伦贝尔将军奏准建城，于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招山西行商市易，为蒙旗会集场。至今该地还有一个正阳街，为山西宁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吃醋的习惯也流传在当地蒙民之中。

归化城，在乾隆时已成为蒙古牧区第一大商业城镇。“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18]当时，“牲畜交易约有数处，其马市在绥远城，曰马桥；驼市在副都统署前，曰驼桥；牛市在城北门外，曰牛桥；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桥；其屠宰牲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货行，在城南门外十字街，俗呼为皮十字。”[19]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归化城设置税卡，“设四处栅栏，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山后部落喀尔喀札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特鄂尔多斯地方。”[20]归化城是当时联结察哈尔、喀尔喀、鄂尔多斯及内地的重要贸易信道，亦是蒙古牧区的商业枢纽。“乌里雅苏台，台市在城西距三里许，有铺房千余间，商民二三千。”[21]科布多城建于1767年 (乾隆三十二年)，有东、西、南三门，“门外有关厢，长里许，俱系商铺。”[22]其商庄分京庄、山西庄，亦有俄商在此行销本国之货。其贸易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余为绸缎、铜铁、瓷器及日用杂货，俄商行销之物以糖、铁器、布匹为大宗。[23]

包头，是祁县乔家商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乔家以包头为中心广设商号，在包头有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19个门面，四、五百名职工，还有复盛菜园，复盛油坊，粮店有通和店、复盛兴、复盛和、复盛西店，钱铺有广顺恒、复盛协、复盛锦等十几个商号。此外在呼和浩特，有通顺南百货店、通顺北绒毛皮张店、大德店粮店、德兴店粮店、德兴长面铺和法中庸钱铺。乔家在包头发迹之后，又在内地发展，在太原有晋泉源钱铺，太谷有恒豫钱铺，祁县有大德通票号、大德恒票号、大德诚茶庄、义中恒钱铺与油面铺、乔家堡的万川汇等相互应。复盛公，创设于乾、嘉之际、资本白银30000两，计银股14股，人身股17股。财股中乔家有13.75股。三年一结帐，按股分红，多则每股可分3000两，少则也分2000两。即按平均2500两计算，每一个帐期乔家可获得3.5万两红利，每年平均１万多两。复盛全、复盛西的经营情况亦与此不相上下。时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西北市场

晋商开拓西北市场，可以追溯到元明时代。传说祁县刘某在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被人瞧不起，愤而出走，多年没有音信，都以为此人已经死了。一个大年三十突然回到家中，家人不敢说话，以为是做梦。后来才弄明白刘某出走新疆，在那里筛金沙子发了财，如今带着金沙回来了。据说当年祁县人走新疆有“三不回家”之说，没钱不回家，富了不回家，不穷不富也不回家，有一种回家就是“白骨归里”。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军收复伊犁，祁县人张云中随军贸易进入伊犁，设古城（奇台）为后站，迪化（乌鲁木齐）为中心站，伊犁为前站，以经营茶叶、绸缎为主，长期驻扎新疆，生意很好，来疆的祁县人越来越多，聚居于伊宁一带，自然形成一个“小祁县”。后来繁衍生息，一代一代，伊宁城东南这个祁县人集中居住的圩子，就正式取名“小祁县”。现在这个村里有300多户，1500多口人，祖籍山西祁县者占90%。当时在古城的山西商人很多，亦有 “小山西”之称。祁县人在新疆先后经营有绸缎、茶叶、百货、烟酒、饭店、药材、皮毛、金沙、玉石、运输、银号、票号，出名的商号有三元成、天元新、天元盛、日星功、天成银号、蔚丰银号等等。

山西晋南地区商人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大做皮货、药材生意。三义堂在西北地区经营百货、皮毛，总号在包头，商号一直延伸到酒泉、敦煌，商品远销迪化。后来三义堂酒泉分号改为兴盛西货栈，由长途贩运批发贸易改为货物转运，业务覆盖新疆、宁夏、内蒙古，陕西、兰州，并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用骆驼与汽车运输，货栈很快业务发展，天天客房爆满，押货、接货、发货、联系业务的人骆绎不绝。该商号的经营一直持续到1956年公私合营。

东北市场

清入关以前，晋商就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经营商业，并且延伸到朝鲜，购进高丽人参，销售四川夏布。这里以太谷曹家为例，介绍晋商在东北的活动。

太谷曹家创业者是明末清初曹三喜，他不愿死守太谷，出外经营，跑到东北三座塔，做种菜、养猪、磨豆腐的小本生意，辛勤劳动，精打细算，生意日有发展，继而用高梁酿酒，开设杂货铺，三座塔人口日渐增多，乾隆时在这里建立朝阳县制，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后，曹三喜的生意扩展到赤峰、凌源，建昌，继而发展到张家口、沈阳、锦州、四平、营口等关外七厅。其经营项目，有酿洒业、典当业、银钱业、杂货业。随着清兵人关，曹家商业由关外七厅发展到关内，逐渐遍及半个中国，经营项目达１３行之多，商店总数达540座，其中资金雄厚的钱庄、票号、当铺、粮店、酒坊就有120余座，总资本达1000万两白银，雇员最多时37000余人。

曹家的商号最鼎盛时，票号有锦生潤；帐庄有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宝泉聚、锦元懋等，钱庄有振元博、锦泉汇、锦泉和、誉庆和、丰冶通、锦丰焕、富生峻、义太长、咸元会、锦隆德等，典当业有锦丰庆、锦丰典、宝丰萃、宝丰当等，绸缎百货业有彩霞蔚、锦霞明、锦丰泰、锦生蔚、锦丰庆、锦泰焕等，以及榨油业、估衣、酱园、粮店、花店、酒坊、客栈等等，后期在东北还设有志成银行。曹家商业网络，分布于辽阳、赤峰、凌源、建昌、锦州、沈阳、四平、营口、张家口、太原、榆次、太谷、东观、长治、长子、屯留、黎城、襄垣、天津、北京、徐州、济南、苏州、上海以及四川、贵州以及库伦、伊尔库次克、莫斯科等地。曹家商号的管理办法，是大号管分号，分号管小号，以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三个账庄作为管理各地商号的三个总部：砺金德分管山西和江南各号；用通五分管东北各号；三晋川分管山东、西北、朝鲜和日本的各号，在日本设有三晋川分庄。在欧洲方面，有锦泰亨为商务枢纽，管理协调库伦、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巴黎、柏林、伦敦各分号。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后，在东北的山西商人先后回返山西的不少。截止1933年7月1日的山海关报告，东北沦陷有17万晋商经山海关返回，但是据估计仅回来了1/3，还有2/3还在东北，那就是在东北大约有50多万山西商人。

东南市场

明代政府实行食盐开中制，晋商开始进入两淮盐场，在扬州地区非常活跃。山西临汾亢家堡的亢氏家族，就是从事淮盐贸易的大盐商，他在扬州有多少资本没有史料记载。据说：“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当时扬州有“北安西亢”之说。所谓“北安”，即安麓村（亦有称安绿村者）。安在康熙年间，曾是扬州“盐务商总”，是扬州两淮盐商当中实力很大的头面人物。他和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当中的上层人物来往密切，有一次，他宴请治河总督赵世显到其家饮酒取乐。安麓村家“十里之外，灯彩如云。（赵世显）至其家，东厢西舍，珍奇古玩，罗列无算。世显顾之，如无有也。及酒酣席撤，入燕小坐，则有美女二人，捧双锦合呈上。麓村语世显曰：‘此中有小玩物’。世显启之，乃关东活貂鼠二尾，跃然而出，拱手向世显。世显始哑然一笑。故谓麓村曰：‘今日君费心矣’”。我们从安麓村在扬州盐商当中的权势，以及他家豪华的糜烂生活，类推“北安西亢”中“与安氏齐名”的亢氏家族，就可想而知了。据记载，在扬州城西北角虹桥小秦淮河附近，建有“亢园”一所。“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24]在小东门外，还有“亢家花园”一处。另外，扬州的个园是另一位山西商人大同黄家的私家花园。

苏州，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山西商人在苏州开设的钱庄有81家，现在的江苏省戏剧博物馆即当年的全晋会馆，就是山西钱庄商人的会馆。会馆建筑辉煌雄伟，据老人说，建筑材料包括琉璃瓦等大多是从山西运去的，并有山西工匠施工，吸收了当地园林建筑的一些特点，同时按照山西人的建筑风格建设。

山东为晋商阳城帮的活动舞台之一，清康熙年间已有阳城上伏村商人于三思、于之桧、于之桐、于钧等迁居山东。在乾隆、嘉庆年间又有本村杨庭宣、杨桂芳、杨丽云、杨促骥四辈在曹州经商，其本家杨润生于光绪年初定居山东曹州。民国年间，上伏村田家乐和叔父在曹县吕家寨经商行医，之后刘续光、刘节江、刘百羊、韩光智、杨兰台、杨兰阶、畅双义、程引水、李和兴、李姚鱼等分别在济南、泰安、曹县、荷泽、莒南等地经商。一村之内有如此之多的人先后进入山东经商亦属少见。

中南市场

河南的开封、周口、洛阳、南阳、赊旗、朱仙镇等地，也是晋商的活跃地方。河南有33县有阳城商人。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就出生于阳城县黄城一商人兼官僚家庭，他曾讲其家乡人“弃书册为贾人者数矣”， “大河南北……懋迁之人”很多。[25]阳城地方碑刻有很多经商河南的记载：“吾村贸易于青、豫者众”，“商于豫者颇多”，“王海字大量，上伏里人幼从父贾河南”等等。据润城镇一些家谱记载，康熙年间，在豫经商的阳城人很多人定居当地。民国年间，阳城帮在河南仍然很活跃，在周口有北留村贾瑞龙三代相传的稻香村果子店，三庄村曹得利、曹利昆经营的杂货铺，宋某经营的万泰油坊，章训村卫氏兄弟经营的煤、锅、碗山货铺等几十家商号，数百名阳城商人，仅卫家山货铺就有50人。在商丘有北留村赫梦兰的晋义杂货铺，润城镇贺得全的钱铺，外商企业贤大货栈有20名职员中有12人是阳城商人，利恒货栈有阳城10人，福盛和全部是阳城人。1921年（民国十年）三庄村徐某经理客死商丘，送葬队伍中的阳城人仅东家、掌柜就108人。在郑州，宏昌银号总经理是阳城上芹村孔继宗，有恒号的南货铺经理与会计是阳城润城村常德景和常伯命。在开封美糖果蔬菜店有阳城张富芹、王五生、马志经 等十余人，其它如刘永福、陕如霞、杨家社、张遗松、李政基兄弟三个、陈道生、王顺、于润村、于兰福、杨喜庆、王培福、卫小群、成宁武等数百名阳城人均在汴经商。在太康县有北留村原小霸兄弟杂货店，梁小福洋油公司，润城姚某颜料庄，张嘉庆裕泰京货铺，王戾、许梦久、王并等裕泰杂货铺。在鹿邑县有万泰长钱杂铺、聚恒长钱铺，义顺长钱铺，其它阳城帮商人在汝南、沁阳、新乡、南阳、漯河、许昌、驻马店、济源、博爱、淇县、俊县等地举不胜举。仅洛阳城内就有一个山西会馆和一个泽潞会馆。

现在河南朱仙镇、周口、洛阳、赊旗镇等当年的商阜埠，都保存着当年山西人修建的关帝庙，也是他们的会馆。赊旗镇关帝庙，建筑雄伟，前院有两个杆重九吨的铁旗杆，下面是铁狮子，铁旗杆上有三个斗。中院正殿，供奉关帝圣君，正殿楼上是关云长夜读春秋，大殿前是汉白玉雕刻的石牌坊，十数米之高，中间有雕刻福、禄、寿三星。当年会馆宣传：商人用秤，一斤16两，称杆上一两一个星，满16个星为一斤，即北斗七星，南有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就是16星。称星谐音就是“诚信”。诚信经商，就有秤满斗足，绝对不能缺斤短两，缺一两折福，缺三两折福、禄、寿，超过三两，不仅没有了福、禄、寿，就连南北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就不是正常人了。如果秤星不足，欺诈哄骗，关老爷定会给你治罪。现在，河南省南阳市政府正式在赊旗镇关帝庙挂牌“南阳市诚信教育基地”。

安徽是阳城帮商人的第二大活动舞台。清乾隆年间，有阳城人张洁、魏郭志向安徽颖州的阳城“谋生之人，懋迁彼士者乞募”，道光初年阳城商人杨英奇曾“寄居泗州一子”。民国年间颖州会昌和纸烟公司的经理是阳城润城镇马松山。该公司“信立成”分号有阳城石苑刘四祥、贾庄贾贤庆、贝坡杨扬书、北留刘金生、霍松山、马裕山、马元等30余人。会丰典当铺共30人，其中就有阳城15人。据润城镇门楼底村李锡三先生回忆：安徽颖州有“小阳城”之称，泗州有上伏村许宪章、许汉章兄弟开设的德龙京杂货铺，职员20名阳城人，同乡人于煜吉、于耀朱、于旗朱、于润富、于润贵、于润长祖孙3代6人均在其铺。在阜阳有阳城名商霍蕴年的蕴泰酱菜店，畅要成、茹正家、赵永浮、马贺云合股的晋太升杂货铺，栗玉章开设的裕泰杂贷铺，刘协成开的兴泰杂货铺。其它如合肥、太和、三河、六安等地都有很多的阳城商人。

安徽亳州山西会馆的舞台，当年晋商修的十分漂亮，人称“花戏楼”。近年安徽卫视台开出一个专题节目叫“花戏楼”，就借用了亳州晋商会馆舞台之名。

道光初，山西介休冀家，在湖北樊城、襄阳等地的商铺有7O多家，经营以当铺为主，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等当铺10家，次为油房、杂货铺，其中资本在10万两以上的商号多家，这时冀氏有资产达300 万银两。但冀氏富后不愿露富，冀国定为掩饰其富，有对联云：“处世无才惟守拙，容身有地不求宽。”

在广州有一条长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修建的。海禁未开以前的广字号商铺，如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住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潮帮商人又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转销南洋的。[26]

晋商的茶叶之路，原起福建武夷山下梅村，后来因太平天国，道路不靖，改到湖南、湖北、江西交界处的羊楼司、羊楼洞。在羊楼洞的采购、加工茶叶的作坊有100多家，其中晋商的作坊有80家。蒙古人、俄罗斯人喜喝砖茶，欧洲人喜欢喝红茶。晋商在这里专门加工北销的茶叶，有200多年的历史。砖茶开始称“帽合茶”，是由人工脚踩制成椭圆形茶块。每合重量正料7斤11两至8斤不等，每3合1串。清中叶时，帽合茶发展为砖茶。旅蒙商在湖北羊楼洞加工制作。其它茶叶如绿茶等各品种，在六安、合肥、江西九江等地采购。然后装载北运，直达外蒙古、俄罗斯与欧洲。
这里特别讲一下协助政府镇压捻军的商人张联辉的一段经历。张联辉，字耀庭，1812年（嘉庆十七年）出生于徐沟县城东南坊一商业世家之中。幼年天资聪颖，喜武术，熟练弓马，曾就学于县立武庠。后到河南周家口经商。由于经营有术，很快顶了身股，不久升任经理。1853年（咸丰三年）捻军活动于安徽、河南一带，清廷命皖、豫两省驻军夹剿，却久久不能平息。农民战争危及商人利益，驻南北物质集散中心的中原商业重镇周家口商人惶惶然不可终日，因为晋商人多财巨，在此经营钱庄、票号、当铺、皮毛、茶叶、粮食、百货等各业商人，积极支持以山西商帮为主筹措防御办法。张联辉遂聚众商议，一致认为“匪乱未已，官军战未得胜，人心浮动，势危矣。吾辈资财生命全系于斯。今日之计，惟有兴办团练，以捍卫地区，庶人心稳固，商业亦得自保”。[27]会议举张联辉为团长，会后报经政府同意，山西商人皆踊跃出资，招募兵士，修筑城堡，训练队伍。时值固始县团练首领张曜因败于捻军，乞援，联辉率兵相助。1858（咸丰八年）捻军进攻周家口，张联辉率领的商办军队与捻军相持四十昼夜，致使捻军未能攻下。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派僧格林沁亲王在豫皖消灭捻军，张联辉主动向僧请战，随营助剿。因为镇压捻军有功，僧格林沁亲自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帝赏赐蓝翎，并受都司军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张联辉返回周家口，继续经营商业。张联辉经商的策略是：一地经商，以其资本分别设立钱庄、当铺、粮行、百货，由钱庄发行钱币，顾客或以银换钱，或以物来当，或以粮来售，或以钱购货，不出他的街巷，所要办的事都可以解决，因之乐于使用他的纸币，自然商行资金无枯竭之虑。同样，在原籍徐沟开店，亦按徐沟人消费需要，在城东南坊、城南街、东后街设立各种店肆。所以盈利丰盛，商务发达。晚年，张联辉又组织徐沟县王答、郝村等村镇，举办引汾灌溉诸水利工程。1872年（同治十一年）“举廉方正”，1892年（光绪十八年）病逝。

西南市场

晋商不仅北上南下，而且进军西南边陲。“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28]。晋商在四川还做井盐、药材生意，并且把票号设到了自流井、巴塘、里塘、打箭炉、雅安。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贵州茅台酒。据贵州省工商联合会：《贵州茅台酒史》记载：“茅台村位于赤水河畔……由四川入黔东盐船，经泸州、合江溯流而上，直达茅台村。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食盐转运点，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运销食盐的商人和票号，大都是山西人和陕西人。……这些商人腰缠巨万，生活奢靡，终日饮宴。为了提高酒的质量，就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本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据说最初是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由一个山西商人郭某雇工制造，继而由陕西商人宋某、毛某先后雇工加工改良。”又说，“茅台酒的产生，最初只是茅台镇的山西、陕西人经营的盐号为了酿酒自饮而附设的个别小酒坊，……据1841年《遵义府志》记载，当时专为销售而酿造的烧坊‘不下一二十家’。”[29]这些酒坊的酒逐渐演变成如今的茅台酒。

在云南昆明的黑龙潭，笔者曾见到残碑一块，记1838年（道光十八年）建筑文昌等殿宇时，“云贵总督史捐银四十两；云南布政使捐银三十二两；山西太原府榆次孙云汉捐银二十两。”孙氏无官衔，捐款名次紧列布政使之后，大概是在当地经商的山西商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晋阳人周永沣在昆明金殿有三笔捐献：一是大铜鼎一尊，直径约一米多，高约一米半；二是铜殿悬挂铜制牌联一幅，长约２－３米，宽约15－20厘米，厚约２－４厘米；三是重修殿宇捐银６０两，周永沣应该也是山西商人。

北京市场

自明以来山西商人在北京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坊、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永”，专为下层人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如钱庄、当铺、印局、账局、票号等。北京前门外的草厂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逐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清朝北京的粮商，多集中在正阳门外大栅栏西口南北向的粮食店，一直到清末民初，仍然是各地粮商丛集的街市之一，粮食店街之名相沿至今。临汾亢家在北京所开设的米店，正是设在这里。据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正阳门外粮食店亢掌柜者，雄于财”。据说，一日，载米入城，“亢自督之。牛车数乘，络绎于道”。途中碰上了“无赖”平某，无故向亢掌柜借米，勒索酒食。亢掌柜“无计，婉求之不听”，白白给他了十石白米还不罢休。后来有一位“王爷”从此路过，拔刀相助，赶跑了平某，为亢掌柜解了围。[30]亢家的米店，很可能是集行商与坐商、批发商与零售商于一身的大商人。亢家在山西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亢氏的米粮很有可能是从临汾原籍运来北京的。亢家的米店设在粮食店街，他一次可以出售米粮“牛车数乘”，米数十百石，可见其实力之强。

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1958年带着他的学生在北京市调查，调查结果：当时在北京市保存完好的工商业会馆里，有36%是明朝时山西人的会馆。北京的前门大街，西侧是大栅栏，大栅栏对面的草厂胡同，即前门大街东西两侧大部分都是山西商人盖。据解放前在北京经商的一位老人回忆说，解放以前北京卖米面的大部分是山西祁县人，卖纸张的大部分是临汾和襄陵人，卖布的很多是山西翼城人，卖干果大部分是山西文水人，卖颜料的是山西祁县人。

国外市场

晋商涉足的国外市场主要是俄罗斯、朝鲜和日本，对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南洋地区的业务甚微。

晋商在俄罗斯经营茶叶、绸缎，购进皮毛、呢绒、金属制品。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彼得堡等都有山西商人。1919年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接见俄国十月革命后从俄国返回的汾阳县商人代表，问及在俄国有多少山西人时，汾阳商人代表说，只知道从俄罗斯返回的山西汾阳商人有一万人。[31]

中国对俄罗斯贸易主要是在恰克图、塔尔巴哈台、满洲里三个市场，三地基本是晋商为主。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仅恰克图市场输俄茶叶12万箱，价值1240万卢布,还有曲沃烟丝、晋城衣针、大同铜器、太原陈醋等。1844年以恰克图为主的对俄进出口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16%和19%。俄国对华贸易占其进出口的40－60％。晋商从俄罗斯进口皮毛、呢绒、金属制品。此外，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彼得堡等这十余个城市都有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的晋商企业有：大升玉、福源德、天和兴、亨隆光、独慎玉、锦泰亨、大成兴、永玉恒、天庆隆、祥发永、永光发、大泉玉、壁光发、大德玉、大美玉、 锦泉涌、大盛魁、兴泰隆、公和盛、万庆泰、公和浚、万盛永、永玉亨、大成庆、广全泰、永和玉、大珍玉等等。

2004年夏，作者看到由汾阳的旅俄商人的后人保存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个俄式商店的门前广场，照片上有五六个人，主要人物在商店门里门外，其中两个人是大辫子，长袍马褂，显然是中国清朝商人。旁边还有两个穿连衣裙的女孩和两个腰扎皮带的男孩。墙上是汉字写的“独慎玉”，“茶叶、绸缎、百货”。最上边楣上用俄文写了一行字，大意是“在莫斯科的中国商店”。这张照片的主人说，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他爷爷，他无论如何不能卖。独慎玉是榆次常家的商号名，这是榆次常家在莫斯科的独慎玉商号的见证。

恰克图贸易是中国与俄国的商品交易市场，与广州海上贸易相对应，构成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因为晋商独占恰克图市场，在这里的中俄贸易也可以说主要是晋商与俄商的贸易。恰克图贸易，自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为止的130年间，可以称为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特点是中俄贸易由京、恰两地贸易集中在恰克图进行，贸易额由少到多，进出口商品变化，对晋商发展影响很大。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中俄贸易急速增长。据来自俄国恰克图税关的资料，国内有两种统计。“各年度平均进出口货值”[32]和“几个年度的进出口货值”[33]这两种统计，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1800年以前数字虽略有差异，基本是一致的，1801—1833年数字差异较大。1840年以后，前者统计是减少的，后者统计仍是增加的，出现了两种截然发展不同的趋势，这种矛盾，限于工作条件，作者不可能重新统计，只好留作遗憾。尽管如此，总的说恰克图贸易是迅速增长的。以前项统计为例，一百年间，1850—1859年的平均贸易额比1755—1762年增长10．3倍。其间，1824年后的二十多年间，出现了高峰，随后很快又降下来，但仍超过高峰前的贸易额。建设在恰克图的生意也是有起有伏。

 首先，俄国商队来京贸易的停止，使中俄贸易集中在恰克图，为晋商发展提供了条件。《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初，中俄贸易因为仍准俄国商队“每间三年进京一次”，恰克图贸易甚微。这是因为俄国政府为了保护官方商队来北京贸易的利益，对恰克图贸易做了种种限制。比如，俄国禁止粮食、牲畜和毛皮等出口，为的是不给边疆驻防清军军需补充。由于这样，俄商来恰克图者少，贸易额很少。1728年(雍正六年) 8月1日至9月2日，中俄只有十个商人在恰克图换货。[34]这导致恰克图初期每年交易额不满一万卢布。俄国限制牲畜等出口，来恰克图俄商又不多的情况，与晋商大量携货赴恰克图贸易形成矛盾。晋商为了脱手出货，被迫在边疆与俄商走私。1734年（雍正十二年）3月，山西汾阳县商人朱成龙带去的二十车货，在边界与俄商走私，共换得骆驼十二只，马一百二十匹，牛十六头，[35]因违例受到处罚。俄商来京贸易对俄国有利，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但对中国安全不利。鉴于恰克图贸易已经开通，为避免俄商出入境的麻烦，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决定停止俄国来京贸易，将中俄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

从此，清政府在恰克图设官稽查，并规定了各商赴恰克图贸易的制度。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议准；“库伦、恰克图贸易事务日繁，驻扎司官应给关防务一颗。凡各商至库伦、恰克图者，皆给以理藩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住之地起程日期，书单粘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住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扎萨克改给执照。其各商领票后，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查。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扎萨克稽查，至商集，由恰克图理藩院司官稽查。”[36]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大批晋商涌向恰克图。官吏方观承言：“查赴恰克图、库伦贸易商民，多在张家口设有铺房，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约八十余家。”[37]从而促进了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俄国税关也有了逐年进出口货值的统计。在恰克图贸易迅速增长中，因俄国牲畜和皮毛的进口，对驻扎边境清军军马、军衣的补充，较比由内地运来要方便得多，于是喀尔喀(即外蒙古)亲王桑斋多尔济奏请：“查内地商民，于恰克图购买俄罗斯皮张等物，于布里雅特购易俄罗斯马匹，于军需有益，或以官银令商民承办，或仍令商民置买，每年可得一二千匹。”[38]在乾隆帝批准这一奏请的数年间，喀尔喀亲王所需马匹，也就通过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得到补充。这也是贸易增长的一个因素。

其次，恰克图贸易进出口商品的变化，使晋商成为以出口茶叶为主的商人。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年平均额由71多万卢布增加到464多万卢布，增长了5.1倍。这期间，俄国的出口货主要是毛皮，占85％左右，其次是毛呢、皮革和其他制成品。中国出口货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织品，其中以土布为主，占85—90％。[39]茶叶只占很小的比重。1755—1762年贸易额为713667卢布，茶叶值48048卢布。[40]仅占进出口货值的6．7％。到了19世纪上半叶，一方面沙皇俄国棉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不仅不从中国进口土布，还向中国输出棉布，另一方面俄国各阶层对茶叶消费成为必需。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俄双方出口商品有了变化。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棉布和其他工业产品占65.4％，毛皮下降为23.7%。[41]中国输往俄国的商品，茶叶逐年增多，已占主要地位。茶叶出口，以价值计算，1796—1820年（嘉庆年间）为228499卢布，1862—1874年（同治年间）增至5 976204卢布，[42]增长25.15倍，以数量计算，1798—1800年平均5一7万普特，1801—1830年平均14.3万普特，1850年则增为30万普特，50年间增长了5倍。[43]19世纪上半叶以来恰克图贸易进出口商品的变化，使参与恰克图贸易的山西商人经营商品，也就由以出口其他商品为主转变为出口茶叶为主了。这就是我们把晋商称为茶商的缘故。也因为晋商以出口茶叶为主，外国人记述恰克图中国商号时，也多记述它们一年内出口多少箱茶。1838年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记录了32个商号和商人，一年内出口茶叶83 147箱。以每只驼骆驮四箱茶计算，从张家口至恰克图要用骆驼20 786只，说明规模是不小的。[44]中国出口商品，由土布为主转变为茶叶为主，对国内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业都是有推动作用的，商人从中获利更是不说自明的。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对沙皇俄国来说，不只是满足了居民消费需要，而且给它带来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有两层，即商人获利，财政收入增加。19世纪上半叶，恰克图的关税收入，以进口茶税为主，1841—1850年10年间收茶税4 808 084卢布，1851—186O年10年间又收茶税4 827 990卢布，20年税旺不衰。[45]

复次，贸易方式由以货易货开始向部分银货交易转变，有利于晋商长途贩运贸易。恰克图贸易原本是以货易货性质，由两国商人定价，互换各自出口商品。这种贸易方式，对山西商人说来，往返运货，脚费加大，熬累较多。当恰克图贸易中国处于出超时，俄商不得不以白银来归结。这种以白银交易，起初因为沙俄禁止白银出口，在一段时间里，是以“工艺品”名义交换的。1858年，俄国允许以白银交易后，贸易方式才算开始有了变化。据载，当年俄国恰克图税关统计，出口白银值227 840英镑，商品值858 554英镑，合计出口值1 086 391英镑。[46]由此得知，白银交易占贸易额的20．97％。白银的流入，以及清末卢布(纸币)的流入，都是中国出超决定的。同时，在贸易出超的情况下，由于俄商不能随交易支付硬货币，曾发生华商向俄商赊销货物或华商向俄商放款的交易方式。

此外，乾隆年间清政府对沙俄两次违约关市的制裁，为晋商发展创造了更加和平的贸易环境。在《恰克图界约》签订之时，为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和两国商民的安全，笫十条规定：“两国嗣后于所属之人，如有逃走者，於拿获地方，即行正法。如有持械越境杀人、行窃者，亦照此正法。如无文据而持械越境，虽未杀人，行窃，亦酌量治罪。军人逃走或携主人之物逃走者，于拿获地方，中国之人，斩，俄国之人，绞，其物仍给原主。如越境偷窃骆驼、牲畜者，一经拿获，交该头人治罪。其罪初犯者，估其所盗之物价值，罚取十倍。再犯者，罚二十倍。三次犯者，斩。”[47]对于这样的条约，俄方并不认真执行。先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俄贼窜入我国境内窃掠，俄方借词抵赖不予查处，加之增收中国商品进口税，故在1765年12月20日（乾隆三十年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皇帝降旨停止恰克图贸易。“恰克图贸易一事，近因俄罗斯不遵旧例，违背禁约，甚至多收货税，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48]当降旨停市之后，中国一个叫“丑达”的官吏，伙同喀尔喀亲王桑斋多尔济私与俄罗斯贸易，结果立即被“正法”。[49]这次停市两年又八个月，固然对晋商不利，但对俄国尤为重要。因为“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中国)，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50]这是清政府预计到的。所以决定停市，“原以俟其自知悔过，杼诚祈请，再准其通商贸易。”[51]后来，经俄方的请求，理藩院议定十三条，行知俄罗斯廓密萨尔，“廓密萨尔一一钦遵办理”，于1768年9月22日（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著准其通商。”[52]并于1768年10月30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中俄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明确规定：“规定于前契约第二条者关于边境各自禁止臣民之掠夺及逃走方法，有隐约不明之观，故全然废弃此契约之第二条，而制定当遵守之新法律以代之也。从现契约，则两国各为欲使此等事件之不生，今后不可不警戒其臣民。若于国境上发现其痕迹，又有通知如此意外之事时，边界之头人等要迅速且确实搜查之。若反之，而彼等图自己之利害怠其义务时，两国国家当各从其本国之法律处罚彼等。”[53]尽管条约规定得明明白白，沙皇俄国还是一犯再犯。1785年（乾隆五十年)春，又发生了俄国布里雅特数人抢劫我商民的事件。虽然俄方查捕了罪犯，又经中俄双方会审，证据确实，俄方不予处理，却私放了罪犯。于是清政府又一次决定停止恰克图贸易。经过几年的交涉，俄方处死罪犯之后，复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冬，“准其所请，开关市易”。并在1792年2月20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中俄签订的五条《恰克图市约》中，明确告诫俄方，“若复失和，罔再希翼开市”[54]

清政府两次关市缔约，维护了国家主权，打击了沙俄违约行为，从而为恰克图贸易争得了和平环境。正是俄方悔过，不敢再违约，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60年代，再没有发生俄贼抢劫我商民事件，有利于晋商的发展。也正因为争得和平环境，才使恰克图贸易在第二次开市后迅速得到发展。

1755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清政府限制俄商赴京贸易，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致使恰克图对外贸易更加发展，与广州南北相对，并列为对外贸易的水陆码头。在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山西榆次常万达到此扎庄，以大德玉商号经营业务，以向俄国输出茶叶为主，兼营出口绸缎，用以货易货的贸易办法，从俄国输进皮毛、牲畜和银锭。仅据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中国向俄输出茶叶一项即高达500-600万卢布，约合白银200多万两。在此收入中，常家也获得厚利。《常氏家乘》记载，“对此，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以经营收入断续发展贸易”。清嘉庆年间常万达病故，子孙秉承遗志，于1826年（道光六年）新设大升玉，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又设大泉玉，同治五年设大美玉，光绪五年设独慎玉，并以独慎玉字号在莫期科设立分店。至晚清之际，常家一门在恰克图对俄贸易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山西外贸志》援引汾阳路履仁先生晚清目睹买卖城贸易实况后撰文中写道：“买卖城由一条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的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又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１５０多年。尤其到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为了进出口商品经营的的顺利进行，货币资金的调度显得十分重要，常万达在发展外贸的同时，也经营帐局业务。据《历史研究》所载黄鉴晖先生《清代帐局初探》一文，述及常家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共以白银10万两，申请清朝度支部注册，经营帐局业务，股东以13世常立训出名，总庄分设在张家口和京师。据金融史料记载，除常家大德玉经营票号业务，独慎玉也出资20万两银锭兼营票号业务。另据汉口《山陕会馆志》（下卷）记载，光绪八年常万达和堂和名下的商号，除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五家外，还有大昌玉、保和玉、三德玉、顺德玉、大涌玉、泰和玉和三和源等八家，其中有六家专营茶叶。

清代的国外市场除俄罗斯之外，就是朝鲜和日本。在朝鲜最主要的是购进人参，销售四川夏布。山西货币商人在朝鲜仁川开设“合盛元银行”。[55]在日本经营生铜贸易，合盛元银行在日本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和朝鲜仁川挂牌“合盛元银行出张所”。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