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孔祥毅

一、农业文明中的古代晋商

华夏商祖

现代商业行为，一般与市场关系密切，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但是，在城市产生之前，商品交易与市场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据《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2]说明尧帝时已经有了社会分工，生产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尧帝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换的组织者。尧生活于陶唐，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即今山西永济。禹，都安邑，即今山西运城。《史记·五帝本记》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3]就是说舜作过农夫、渔夫、手工业者和小贩等。《史记索引》解释“就时于负夏”时说：“就时犹逐时”，在贱的地方买，到贵的地方卖，可以说，舜帝是华夏商祖。“舜巡视天下，不幸死于道途，即‘葬南已之市’。”[4]城市的发展是沿着集市——街市——城市逐步演进的，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首先开始，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就不再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而是就地盖房屋，形成街市；街市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演变为城市。

夏代，在夏都以及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山西平阳、蒲坂、安邑、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相传，山西夏县是黄帝妻子嫘祖出生地，她发明了育桑养蚕、缫丝织帛，并染成各种颜色，用来缝制衣物。考古学家曾在夏县西引村发现蚕茧化石，证明蚕丝在山西已有四千多年历史。[5]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品交换发展。“据说夏朝的末代君主桀荒淫无道，竟然‘放虎于市，以观其惊’，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难怪商汤兴师讨伐时，市上卖东西的人都抛弃自己的货物，纷纷出城投奔商汤。”[6]可见夏朝的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了。

晋人铸币

从禹到夏代，是不是已经由物物交换发展到通过货币的交换，现在没有考古的实物证明，《管子》说的“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可能是一种推想。司马迁在《史记》说得比较客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7]据说虞舜、夏到商朝，货币是由多种金、布、刀、龟贝等物品扮演的，“及至秦”货币才得到统一。那么夏、商、周之间将近1800余年，就是商品交换对交易媒介物单一化的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晋阳地区是走在最前面的。

商代，山西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概指的是一般平民”[8]。因为那时太原地区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流通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在山西地区，有当地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者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1971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109枚，海贝112枚。[9]证明商代时，山西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国经济富庶，手工业发展，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繁荣。晋文公（公元前697－前628年）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订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10]，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11]在太原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所以商人们在那里也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中提到这些暴发为巨富商人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12]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轵（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13]可见山西已经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商品交换的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1971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公元前1600－前1100年）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600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500到1000年。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古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在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内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清理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于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中还同时出土相当数量的空首布陶范和布首銎（qiong）内的范芯，空首布陶范中以范芯尤多，如一个4×4米的发掘方中，范芯的堆积厚达60厘米，据多年来积累所得范芯估计约有数十万件。有的布范内还留有尚未取出的空首布。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铸造空首布的规模与数量是相当庞大的”。[14]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币厂，比欧洲出土的公元后3世纪罗马铸币工场早700－1000年。

贝币从殷商至春秋初行用较多，并经历了从真贝到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行用约三四百年，东周初逐渐退出流通。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在古晋国出土春秋战国空首布的地点有太原、榆次、寿阳、侯马牛村、运城李店铺、稷山吴城等地；出土平首布的地点有太原瓜地沟、太原金胜、祁县下王、交城、汾阳、高平箭头、阳高天桥、原平武彦、陵川、天镇、盂县洪塘、盂县东固、盂县南村、夏县司马、洪洞师士、朔县沙楞、襄汾小赵、运城西袁庄、屯留、代县沱阳、浮山大邢、山阴、翼城上吴、侯马、朔县北旺庄、黎城、繁峙牛村、夏县、怀仁、平陆、大寨、忻州、朔县秋寺院、定襄南关、右玉梁家油坊、左云、灵丘、五台、忻县、万荣西解、永济薛家岩、芮城城南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故驿、永济薛家岩、高平箭头、原平武彦、朔县沙楞、盂县南村、浑源、神池、怀仁、右玉梁家油坊、左云等地；出土圆钱地点有闻喜苍底、侯马东门外、侯马、翼城上吴等等。

晋商北拓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为了防御匈奴南下，高祖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196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晋阳又成为代国的都城。公元前180年（汉高后八年）吕后去世，周勃等人拥戴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的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钢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从晋阳城创建，经秦到两汉时代，是古晋阳的又一个兴旺时期。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15]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聂翁壹的后代张辽，也与匈奴联系进行走私贸易，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16]勾注即雁门山，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质。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古代山西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

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说：“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西汉末、东汉初年。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假“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17]两汉时期，山西地区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除了盐铁及其它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十六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18]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西晋（公元265－316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公元398年）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公元550－577年），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至西域诸国贸易往来。甚至城内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晋阳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1999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他从其父起就已经转变为或者依附于一个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启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达到了六百多户之多。在他59岁时，卒于并州（太原）。虞弘在公元579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责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这就是虞弘。[19]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位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山西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山西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西汉以后，黄金藏匿，流通中货币主要是铜钱，也有少量布帛。铜钱由国家垄断铸造，而民间私铸也常常出现。公元118年 (汉武帝元狩五年)，鉴于半两钱过重，不便流通，废止半两钱，统一行用五铢钱，迄公元621年 (唐高祖武德四年)行用开元通宝止，七百年间五铢钱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但其间的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的各个政权都铸行自己的货币，在太原地区就有曹魏的五铢，后赵石勒的丰货，北魏的太和五铢和永安五铢，北齐的常平五铢，北周的布泉和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隋五铢等等。

公元581年杨坚灭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公元618年李渊父子灭隋，因其发祥地太原是古唐国，祖父李虎又在南北朝时被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太原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十三县。公元690年改称“北都”，公元742年再改“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质，又大修宫殿城池，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李世民派大将李勤在汾河东岸修建东城。后来女皇武则天派刺史崔神庆在汾河之上建筑中城，形成了都城、东城、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此外，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唐代的晋阳不仅城市繁华，而且文化荟萃，人才辈出。《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公元751年（天宝十年）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后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居住了十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懁、吕礼”。[20]这说明山西手工业很发达，在公元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改晋阳为北京后，与首都长安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据记载，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通典》卷七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金融业的萌芽

南北朝时期，借贷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货币借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事。《北齐书》卷22《李元忠传》记载李元忠“性仁恕，……家素富实，其家人在乡，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勉责，乡人甚敬重之。”[21]。当时，一些办理借贷活动的信用机构，谓之“质店”。到唐朝，又出现“柜坊”、“僦柜”、“寄附铺”等信用机构。这些办理信用业务的机构多是兼营，还不是专业金融机构。山西人参与当时信用机构，史料亦有记载，比如存款于寺庙，《会昌解颐录·牛生》记载：“牛生自河东赴举……至菩提寺，……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遇。”[22]晚唐晋中祁县人温庭筠（约公元812－870年），在他的《乾潠子》中《扶风宝乂（yi）》记载：“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财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乂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以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与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黑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旦立致富矣。”[23]唐代金属货币数量不足，出现票据，号称“飞钱”。宋代发展为纸币，名曰“交子”，初由商人发行，后改为政府发行，宋神宗熙宁年间“河东潞州设交子务，发行交子”。到金元时代仿行宋制，发行“交钞”。

宋元晋商

从公元907－979年七十多年间，并州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969年派兵攻打北汉，979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

宋元时期，太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增加，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宋王朝所需的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公元1041—1048年）时，“出藏绢两千余市马于岢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后来，常在并州设榷场和市，“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非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和市。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纙绮易驼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葁桂易蜜腊、麝脐、毛褐羱、羚角、铟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著，听其民便。”[24]山西北部的商人在代州雁门关与塞外商人贸易，“私市硫磺、烟硝以及炉甘石入他界”，时禁时放，或者“经商于塞外甚至通商于欧洲”。[25]宋神宗时，山西商人参与中外互市商船的进出口贸易，在山东当时的密州板桥镇与舶来商品交换。元佑时，南方广、闽、浙商人运物至河东路，与晋商交易。山西商人也运山西解州盐到四川换取丝茶。

宋辽对峙时期，山西的大同、应县、朔州为辽东统治区，商业活跃，与西夏贸易往来频繁，“西京（今大同）为商品主要集散地”，西京“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设置了对西夏贸易的市场”，在朔州也“设置榷场，对宋贸易”,而民间走私贸易更是不可抑制的贸易渠道。[26]

金代，黄河以北地区商业活跃，山西洪洞“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北部因与蒙古贸易，铁钱源源流入蒙区。贸易额之大，竟致蒙古人可以利用流入的铁钱铸造武器。[27]

元代，帝国疆域横跨亚欧，塞北通往欧洲的商路进一步拓展。“俄国同我国北部已建有完备的驿站，交通畅达，商旅大得其便。在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交易市场。这个市场的物资交换，以谷物易马为主，……参与贸易的中国人，无疑都是山西商人。”[28]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太原府工商业颇盛，产葡萄酒及丝，还有人经商到国外，到印度经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太原、平阳之外，泽、潞的商人也相当繁荣。[29]可见当时山西商人不仅活跃于城乡之间，活跃于塞外，而且已经从事对外贸易。

综观古代中国，山西商人与商业活动始终很活跃,不仅有很多重要商业城市，而且有长期的边贸传统和对外贸易往来。不仅有中国的商祖，而且有为陶朱公范蠡授技的晋国计然，经商致富的猗顿、白圭等大商人。计然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影响了范蠡，范蠡则发展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此外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商业经营艺术，都是历代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二、商业革命中的明清晋商

从明代到清末，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有学者称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国的这场商业革命，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商业革命的标志，一是商品交易迅速扩大，使得货币金属与商品数量的比例变化引起价格革命；二是国内市场受限，商人积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外市场开始连为一体；三是商业手工业等企业管理制度发生创新，开始实行规范化企业经营；四是商业发展引起金融业的一系列创新，发生金融革命；五是重商主义思想出现。

在这场商业革命中，中国最活跃的商帮有晋商、徽商、潮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陕西商、山东商、江右商等等。其中晋商势力发展得规模最大。据史料记载，“河以北为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卢旄、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30]明山西蒲州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31]1617年《明实录》卷五五八（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记载：“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冲要地，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甚至有杯酒流连，喧嚣讧欧者。”[32]1644年（清顺治元年）阴五月《清世祖实录》载：“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富有出，国用不匮矣。”[33]山西商人把泽潞丝绸、解州潞盐、山西煤铁、平阳纸张等等山西特产运往全国市场，把南方的布匹、茶叶、食糖等运往塞北，把蒙古地区的牛马皮毛运往内地，更把中国土产运往日本、朝鲜，把茶叶丝绸运往俄罗斯，等等。他们有专门从事生产的坐商，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运商，有专门走草地的旅蒙商（也称通事行）。当时，晋商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34]，“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35]

在这场商业革命中，晋商始终站在潮头，开辟了穿越蒙古沙漠瀚海的中国到欧洲的茶叶之路，其活动舞台遍及国内以及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创造了帐局、票号等多种金融机构，其财富积累、组织制度、管理技术等，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各大商帮之首，为商业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

从工矿业看，1405年（明永乐三年）至1434年（明宣德九年），铁产量由114万斤增加到833万斤，增加近7倍。1461年（明天顺五年），仅山西阳城一县产铁就达700—900万斤，已等于17年前全国的铁产量。[36]从农业上看，鸦片战争前全国粮食产量中商品粮约占10.5%，值银16333.3万两；全国棉花国内市场商品量316万担，占30.6%，减除进口商品棉60.5万担，国产棉花商品量255.5万担，占产量的26.3%，值银1277.5万两；全国棉布消费量，国产棉布自给占47.2%，国产棉布商品量占52.8%，值银9455.3万两；全国丝产量，商品量占92.2%，值银1202.3万两；全国茶叶国内消费量200万担，出口茶60.5万担，茶叶产量等于商品量，为260.5万担，值银3186.1万两；全国食盐产量也是销售量，为32.2亿斤，值银5852.9万两。[37]

一大批商业城市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非农业人口2000万，占5%。[38]在非农业人口增加的同时，城市的发展很快。据史料记载，明代宣府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庄、苏杭罗缎庄、潞州绸庄、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棉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39]至于北京，不仅人口增加，店铺林立，而且商业行会组织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成立于明中叶的很多，如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建立的颜料会馆……当在明万历以前。……还有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山西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等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亦称临汾乡祠）。山西临汾商人建立的临汾西馆。山西潞安州铜、铁、锡、碳、烟袋诸帮商人建立的潞安会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陕西关中商人建立的关中会馆等。”[40]到清中期，不仅南京、苏州、扬州、广州、泉州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就连张家口、包头、伊犁、库伦、科布多都成了有名的商业贸易城市。包头谚传“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复字号是指祁县乔家的商业网络；辽宁谚传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是指太谷曹家；还有西宁的“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等。

国际商路拓展

东南方面是海上贸易，以广州、泉州、厦门、福州为中心，与交趾、泰国、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日本贸易。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亚洲区域内的贸易网，主要是由中国和印度商人到各地去进行贸易而形成，并由此构成相应的结算网。”[41]

北方陆路贸易，以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为中心，与俄罗斯及西亚国家进行贸易。当时清政府规定盐茶统治贸易，商人运茶北销，须在绥远将军署请领茶引，否则视为私茶按律问罪，只能销于内外蒙古和新疆，严禁出口。山西忻州商人程化鹏（1824－1892年），自幼聪明好学，十几岁随其亲友到归化城学习生意，1851年（咸丰初年）曾贩运中国内地杂货取道外蒙古到达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获利数倍，并了解了俄罗斯市场需求，中国茶叶最受俄罗斯人欢迎，运茶外销，利润很厚。晋商只能以合法名义运茶外蒙古，辗转私售俄罗斯人，但是沿边官吏、卡伦一经查出，或是扣货，或是苛罚，或是索贿，以缉私为名，大发横财。从而成为中国对俄罗斯贸易的障碍。程化鹏便亲自赴京，上书理藩院，陈明禁茶出口只能“病商业，损国课”，建议明定税则，准许直接与外国人贸易，“既可以增国货输出以益税收，也可免吏役之勒索以减商苦，公私交便”。[42]清政府根据商人吁请，批示“准行”，给以“四联信票”，允许茶商在归化设立茶肆，运茶叶出口，在恰克图和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罗斯人交易。于是，经营茶叶贸易的山西商人接踵而来，程化鹏帮助他们取得信票，与各茶叶商人互相提携，为晋商开辟了一大利源。从而输俄罗斯茶叶逐年增加，1845年到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罗斯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俄罗斯商人也将茶叶转贩欧洲市场，获取厚利，俄罗斯商人从而大批地进入了中国的北大门。正如马克思说：沙俄“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恰克图就由一种普通的要塞和集镇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商业手工业组织企业化

晋商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制度，包括股份企业制度（股权融资），还有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制度、企业的总分支机构制度和联号制度（连锁制度）、资本管理制度、银行密押制度等。

山西晋城是全国铁生产中心之一，一个生产工场都是有序管理：八个方炉设一大柜，供应四个炒铁炉和一个铸锅炉；四个炒铁炉供十六个条炉和一个圪渣炉（处理次铁），各设一大柜；经理、采购、会计、保管分工细致。从企业组织制度看，明中期以后到清中期，中国手工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的组织形式企业化，一是独资企业；二是合伙企业；三是股份企业。晋商商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出现职业经理人阶层，委托代理关系已经普遍，有了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

金融业发生革命性变化

晋商创造了中国早期的银行业，其中有钱庄、当铺、印局、账局和票号。金融企业的产生，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货币数量不足，引起信用工具的创造和金融机构的产生，一场金融革命同时发生了。明朝中期，当铺、钱庄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有印局、账局和票号。票号分号设遍全国，也设到了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1912年11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对山西银行业界的一次演讲中谈道，英之金钱商，与吾之炉房类，姑且不论。若以意大利自由都府之钱商与吾票号较，则其相类处有四：一是与商业企业往来不少，但吸收官款存放，并与帝王贵族往来者居多；二是利用各地币制不一和平砝的差异，压平擦色，从中渔利；三是出票慎重，信用卓著；四是发生的时代背景相同。[43]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说：“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些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方的需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层都还有层层的掮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44]

创新了大量实用商业技术

晋商创造了多种金融工具，使用最广泛的是商业票据与银行票据。没钱不可怕，只要有信用，照样可以做买卖。空口无凭，票据为证，写个票据就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当年欧洲的一张票据，最多可以背书转让五六十次。我们现行的票据只能背书三次。作者看到一张光绪元年的山西商人票据，上面有三十四次背书，这张票据为商品流通服务了三十四次。晋商对珠算等计算技术尤为重视。清代有个安徽商人，是中国著名的珠算专家。但是明朝汾阳商人王文素在河北经商，边做买卖边研究珠算，写出三十卷的《算学宝鉴》，比安徽商人早了八十年，可以在算盘上做二元多次方程，可惜没有刻书，只有手抄本，现在被收藏在北京图书馆。还有会计学，中国的复式记帐是山西人首创。清初，山西商人在傅山帮助下搞的龙门帐，就是最早复式记账，也是最早的的财务稽核。文化革命以前有一本书说中国的转帐结算发生于1898年的上海， 实际上在此之前150年左右山西货币商人已经熟练地为商人办理转帐结算了。

发展了晋商文化

什么是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所创造的所有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概括，包括他们的财富积累、企业制度、理财技术、经营艺术、商业伦理、晋商精神以至商人戏曲、武术、书法、建筑、雕刻、收藏等等。晋商文化与整个中国商人的商业文化有共性，同时又有了晋商文化自己的特性。这就是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官商相维的展业战略，还有晋商精神。

三、晋商崛起于天时地利人和

山西商业与商人势力虽然历史久远，但是真正形成有影响的商帮，还是到了明清时代的事情。明清晋商的崛起，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得天时，抓住了历史机遇

历史上，人口流动，常常推动商品流通，如同周灭商时的商民被迫从商一样，赵宋王朝在解决太原北汉割据政权时三次将晋民十多万人强迫迁往河南，明代政府几次移晋民充实南京、北京、安徽等地，这些移民与晋商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

一是明代食盐开中，晋商捷足先登。明王朝为了解决北部边防80多万驻军的物资供应，实行食盐“开中法”，谁能够把军用物资送抵边关，政府根据其价值发给“盐引”，商人可持之到指定盐场领盐出售，实际上这是一次官卖食盐民营化的历史机遇。明代最活跃的晋商是晋南商人，晋南地处山西主要产粮区，又是著名的潞盐产区，距离边关比其他商帮距离近，输粮换引成本最低，就近输送军用物资于绥德、大同等边关，迅速致富。后来政府改纳粮领引为纳银领引，晋商进入天津长芦盐场和扬州两淮盐场，取得扬州淮盐、天津长芦盐经营权，走向全国。

二是清代开发边疆，晋人进入蒙古和西北市场。清初蒙古、新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不久葛尔丹叛乱，康熙征剿葛尔丹的军事行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大批晋商跟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如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钦、张杰、史大学就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45]，还有介休范家等等。叛乱平息后，康熙颁发奖励到内蒙古垦荒种地的政策，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土瘠民贫、缺吃少穿的山西农民，便纷纷“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又需要内地来的生活日用品，很多人作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坐商大贾。此时，又赶上边疆稳定和开发成为清前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为了加强对辽阔边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从康熙到雍正初年，东北大交通驿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驿站也大体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务于征剿葛尔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内蒙古）、漠西（新疆）驿站管理严格，邮传道路便捷。这庞大的邮传之路也成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驿站125个，比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为山西商人北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有地利，发挥了区位优势

首先，山西地处边关，是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中间地带，自汉代以来就是边贸最活跃的地区，南来的烟酒糖布茶，北来的牛羊骆驼马，在山西北部长城关口互市。山西人有着在边关与游牧民族互市的传统和经验。清代疆域扩大，晋人又一次捷足先登，北上南下，贩运贸易，占尽地理优势。

其次，山西虽然土地瘠薄，但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特别是山西境内有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这为冶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铁兵器制造。宋代全国的铁器产量居当时世界首位，山西制铁，潞安、泽州最盛。清代中期，潞安荫城铁货交易，年均1000余万两白银。上党地区流传着“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能干”的谚语。荫城铁器中有十大名品，品种多样，价格低廉，使荫城成为中国著名的铁器交易集散地之一。荫城有各类铁炉1900多座，有制铁工人14000余人，几乎家家有铁炉，户户会打铁。还在全国有19个行省的销售网络，有些产品还远销到印度、尼泊尔、朝鲜等十几个国家。北京的商号有恒盛毓、东和丰、西和丰、同阳堂，天津有秀升和、德生和、丰裕成，山东济南有文和号、金升店等等。又比如晋城泽州凤台县，制钢针、卖钢针，资一艺以终生者，比比皆是。从现保存在西镇针翁庙里的重修庙碑里，可以看到当时经营制针的商号在该镇有39家，其中上村10家，中村5家，下村9家，南庄8家，河东3家，湾里3家，史村、张庄、赵庄各1家，此外以个人名义经营的小手工业者共百余家，加上邻县的制针业，总共有二三百家。泽州大阳一带的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劳动，晚上到处都能听到隐隐的锤敲钻磨声。大阳钢针以榆林府为中心行销西北各省，南方以周口店为中心转销华南，而黄河流域是大阳钢针主要销售市场，还有一部分销往国外。

讲人和，继承了中道传统

天时地利需要人来把握，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人文精神。

从人生观看，宋元以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离经叛道的重商思想，清人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輒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连清雍正皇帝也在其《朱批谕旨》中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山西晋中地区有重商谚语道：“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倾，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山西民间有《摇篮曲》充分反映了人们的重商思想，歌词说：“俺娃娃亲，俺娃娃旦，俺娃娃大了捏兰炭，捏不来兰炭吃不上饭；俺娃娃旦，俺娃娃亲，俺娃娃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味吃不清。”[46]

从价值观看，山西人重利也重义。大概是关云长故里的缘故，关公一生忠肝义胆，令万民敬仰，晋商的关公崇拜达到了极点，所到之处一经赚钱便修关帝庙，以关公的忠义规范约束员工，坚持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义利相通，这种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成了晋商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榆次人王耀昌，清光绪元年50多岁中副榜，后来当了教师，受雇教授商人子弟，感慨颇多，写了一首《车牛远（刺重贾也）》诗：“世人皆重儒，儒者何萧索；世人皆贱商，贾者起楼阁。君不见，东邻前日去买茶，肥马轻裘人共嗟；又不见，西邻姑苏去市布，……金波与玉液。车牛疲且劳，远者何遥遥。关西与淮右，奔走甘尘嚣，安得一洗风俗漏，农桑弦诵起歌谣。”

从创新精神看，山西商人贩茶于浙闽，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百折不挠，积极进取，不断创新。晋商自叹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鸿雁盼长来，家书抵万金。”柳林《杨家家谱》也要求子孙自强自立，艰苦创业：“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专贵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特别是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为人处世坚守中庸之道，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这些都是晋商成功的精神武器。明清晋商不仅货通天下、汇通天下，而且在商业组织、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与制度。晋商商谚有道：“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他如恒心、通达、守分、和婉、正直、宽大、刚勇、贤明。”[47]有人将商号常用名字吉祥字连成七律一首，“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高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信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庄安康。新春正合生产广，润发洪源厚福长”[48]，从中可见一斑。

晋商的崛起，不仅在山西民间产生了重商观念，并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影响，明末清初在山西以太原傅山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为商人进入主流社会呼吁。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49]徐继畬则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也。”[50]

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扬帆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那里酿造叫卖。他们自称,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