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舒     张正明

内容提要：明清晋商信仰神关公，如何走向神坛，关公文化内涵及其对晋商的影响，同时晋商又对关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晋商称雄商界500余年，有着一种精神信仰与理念的支撑，这个精神信仰就是被神化了的关公，理念就是独特的关公文化。本文试就明清晋商与神化了的关公、关公文化的结合作一探讨。

走向神坛的关公

 关公，即关羽，《三国志．关羽传》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解，当地读音为“亥”，拼音为“hai”，关羽故里即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关羽由真实人物走向神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路程。关羽生前官至前将军，卒后刘备追谥为忠义侯。蜀汉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缪侯。唐中叶，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关羽列入从祀的64名历代武将之列，关羽从此步入皇家祀奉的殿堂。此后，以宋元明清等历代帝王对关羽的不断加级封谥，又有佛、道教的推动，加之小说《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流传，使关羽由真实人物逐渐走向了神坛。

本来，对关羽的崇拜是从民间开始的。关羽生前是位武将，作为行政长官的政绩主要在当时的荆楚一带。三国时的荆州是刘备、曹操、孙权三方争夺的主战场。关羽于建安十四年（209）领襄阳太守，建安十六年（211）与诸葛亮等留守荆州，建安十九年（214）督荆州事。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被杀。关羽生前在荆州一带活动长达十年，特别是后期单独主持荆州军政的五年间，使当地人民在乱世中过着相对的安宁生活。但是关羽去世后，频繁的战争与动乱，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孙权破坏孙刘联盟，联手曹操两边夹击关羽，失信于天下，引起天下人共怨。由此，引发了民间对关羽的怀念，产生了关羽显圣传说的群众基础。

民间对关羽的尊崇，使得佛教、道教都想借着民间对关羽的尊崇，来维护和发展自身。

在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502---407）曾大肆崇佛，广建寺院，延揽僧尼，致社会不堪重负。到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时，先是对道教、佛教给予严格限制。北周建德三年（574）干脆又下令灭佛、道二教，致大量僧尼南逃。隋朝建立后，佛教仍然受到王朝的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佛教天台宗始祖智觊和尚利用荆楚一带人民对关羽的尊崇与怀念，制造了关羽玉泉山“显圣”的说法。据唐贞元十八年（802）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全唐文》卷六八四)载：“智觊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遇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动，风号雷虢。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所遇之神，即关羽。此后，智觊又表奏封关公为佛教护法“伽蓝”尊者。显然，当时的佛教是把民间有相当尊崇基础的关羽神化起来，以达到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之目的。因为“佛，西域人，不识我中国人伦之道”，故“假王（关羽）之威以惧人心”（明人张邦济《伽蓝孜辩》，转引自孟海生《河东文化述呈》未刊稿）。

再看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之教，当关羽去世不久，就尊奉关羽为“诩汉天尊”。到了宋代，道教借重关羽的影响为自身发展发挥了相当的作用。道教第三十代张天师（名继光）炮制了关羽“解池斩蚩尤”的故事。原来在宋代，解州池盐（今运城池盐）是当朝主要盐业资源，几乎供全国食盐的三分之二，盐为专卖品，解州盐池收入几占王朝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解州池盐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但是从宋元符元年（1098）到崇宁四年（1105），解池因天灾一度遭灾被毁，“盐花不生”，惊动朝野，宋帝徽宗一筹不展。时张天师声称，此天灾乃蚩尤作怪，徽宗信之。张天师便请旨：“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 ，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诏告之后，解州盐池“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如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铁马金戈之声，闻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皆关将军之力也，其护国祚民如此”（《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宋徽宗对张天师之说深信不疑，先是封关羽为“崇宁真君”（道教封号），后又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

借重民间百姓对关羽的崇拜，以期达到巩固王朝政权之目的，是皇家崇祀关公之缘由。元朝统治者为了缓解蒙汉矛盾，顺应民间对关公的崇拜，曾封关公为“壮缪义勇显灵武安英济王”至正十三年（1535）元武宗颂发关庙诏，加封关公为长达88字的封号，即“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镇招讨使兼提调遍天下诸宫刹天地分巡案管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驾前都统军无倭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崇宁护国真君”。封关公为帝，则始于明代。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发动武装政变，夺得皇位，宣称他的行动得到关公显灵保佑，他当皇帝是“天意”，下诏在都诚建“关庙”。万历十年（1582），神宗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十八年（1590）再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1614）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在清朝以前，民间对岳飞、关羽都十分尊崇，认为他二人是忠义的形象代表。但是到了清朝，则大力提倡尊崇关羽，对岳飞则抑压，此乃清朝统治者，有意如此。因为岳飞是“精忠报国”抗金英雄，清即是后金，宣扬岳飞对清朝的统治不利。而关羽是“义”字当先，“桃园三结义”、“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符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为此，清王朝顺治元年（1644）“建关帝庙于地安门外、宛平县之东，岁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礼部.祭关圣帝君庙》）。顺治九年（1652）将关羽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巡视山西时，亲自拜谒了解州关庙，并御书“义炳乾坤”匾额，赐黄金千两重修关庙。清王朝还编造了许多关公显灵的故事，以利清王朝的统治。如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丙寅日，嘉庆帝谕内阁：“上年逆匪（指林清起义事件）突入禁门时，恍惚之中，望见关帝神像，畏慑奔窜，立就歼擒”（《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二）。同时，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又大谈关公显灵，给清王朝官兵壮胆助威。据文载：“军兴以来，所闻群神显应元迹甚众，而惟武帝（关公）尤著且屡”（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三.《上海重建武帝庙记》，引自孟海生《河东文化述呈》）。其它如水旱灾患、疾疫滋漫等，引起百姓不安、政局不稳时，清王朝也借用关公神力，来逢凶化吉。如雍正六年（1728）黄河决口，河南兰阳（兰考）其“漫口有（关公）神像顺流而下，工遂底定”，故得“勅建此庙”。清王朝对关公的尊崇与加封，其目的是将“政权与神权这两股力量结全在一起，以更有利于进行统治”（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当然，小说《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流传，晋商在贸易中对关羽的尊崇（详在后边阐述），对于关羽形象的普及与神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神是民众共同创造的，也是人们共同完善与发展的。关羽由真实人物走向神坛，是从民间对英雄崇拜的基础上生发起来的，加上宗教的利用，特别是帝王的提倡而形成，它经历了一条民间---宗教---帝王---民间的发展道路。

关公文化

关公文化是多元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泛外延的文化。择其要之，例举如下：

1、理念文化。清朝光绪皇帝对关羽有长达26字的封号，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其中“忠义仁勇”四字可谓对关公文化理念的概括。

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荀子.尧问》：“忠诚盛於内，贲於外，形於四海”，其内涵包括“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承诺”。关羽对蜀汉、刘备之忠，反映了他具备“忠”的品质，因此关羽受到人民的尊崇与敬仰，成为护国佑民之神。

义，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义心，是能坚守节义之心者；义士是指有节操之人。《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关羽具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风范，待人以义，故人们把关羽作为讲义的楷模与代表，赞颂关羽是“义薄云天”、“义冠古今”、“信义昭著”等。

仁，是指对人之亲爱，《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庄子.天地》：“爱人利物之谓仁”。其内涵包括“仁爱之心、志士仁人、仁义等”。关羽生前对军民、属下将士等处处表现有仁爱之心，成为后人效法之榜样。

勇，勇敢无畏是一种可贵的精神气质，《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勇者无惧”。关羽生前为蜀汉虎将，勇冠三军，同样是后人效法榜样。（见孟海生《河东文化述呈》未刊稿）

关羽的“忠义仁勇”具有多方位理念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与体现。

2、庙宇文化。关羽的庙宇创建最早的是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内小关庙，发端于东汉末年。大体从宋代，关庙已在各地发展，明清时已十分普遍。那时凡设府州县卫所衙门地方，皆有官建之关庙，以至关羽“庙祀亦遍天下，与孔子等”，或“较宣圣更火”。至于由士民集资建之关庙，则难以悉数。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称：“关壮缪之祠至遍於天下”。据明代万历年间统计，仅宛平县属建有关庙52座。清代乾隆时，据《乾隆京师地图》载，北京城有关庙116座，其中故宫内4座，圆明园6座。乾隆年间来中国访问的朝鲜人朴趾源在《热河日记》卷5称：“关帝庙遍天下，虽穷边荒郊，数家村坞，必崇移栋宇”（转引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有人估计，清末民初全国按30省，每省100县计，全国有孔庙3000座，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庙30万座。作为关羽故乡的山西，历史上曾建有各类关庙近3万座，几乎遍布山西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现存仍有关庙1036座。1956年台湾登记有庙宇1万6千余座，其中1万4千座是供祀关公。连横在《台湾通中》中列台湾较大规模关庙有11座，至今台湾有关帝庙400多座，香火很盛。潘朝阳先生指出：“清廷治台初始，往往由官弁设置庙宇供奉关帝，但逐渐亦有儒生、耆老、乡绅修建关帝庙，参与关帝崇祀之举。官祀的味道渐淡而民祀的成份愈重”。（潘朝阳《台湾关帝信仰的文教内涵：以苗粟区域为例之诠释》载台湾师大地理学系《地理研究报告》第二十八期抽印本）。此外，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东帝汶、澳大利亚、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加拿大、美国等海外华人聚居地，也多建有关庙。关庙的建筑，体现着中华古代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成果，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其建筑不仅宏伟精制，同时与信仰活动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关庙文化。

3、祭祀文化。关羽被神化后，其职能十分广泛，如司命录、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幂司、招财进宝、保护商贾等。在老百姓心目中，关公已是万能之神，故妇孺老幼皆顶礼膜拜。关公本为武将，作为保护神，本在理中，但关公同时又是财神。这是怎么回事呢？传说也是由张天师引起。如前所述，关公为运城盐池，大战蚩尤得胜后，盐池恢复了生产，宋徽宗问张天师此战所用何将？张天师随请关公上殿，帝惊，将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汉天师世家》、《历代神仙通鉴》引孟海生《关公文化渊薮及其发展概探》）。皇帝以钱封关公，明明是让关公掌财权，这就是关公成为武财神之源。由于关公神通广大，其祭祀活动从帝王、官府到民间历来都很活跃。据学者研究，关羽生於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卒，寿60岁。又传农历四月初一日为关公破蚩尤日，五月十三日为关公磨刀日。据《元史.祭祀志六》称，元帝在宫中祭祀关羽。省府州县以春秋仲月致祭，又五月十三日特祭。据清乾隆时来中国访问的朝鲜人朴趾源说：“正阳门右关帝庙是也，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前十日，太常寺遣本寺堂上官行礼。是日民间香火日盛。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转引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请代同治帝、光绪帝都先后到关帝庙“亲诣行礼”。在山西运城，逢农历四月初一为关公败蚩尤日，多於门旁插皂角叶，以色布作为三角或以枯蒜梗令小儿带，取避瘟之意。清人刘献廷说：关公“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广阳杂记》）。《徐沟县志.民俗志》载：“家庭所祀者，于主室祀关羽”。对关公的祭祀与尊崇，不仅是祈求保护，同时还有威灵慑服作用。所谓“愚夫愚妇一抱不平，指神相誓则懔懔变色，盖其大义精忠，通天贯日，故威灵慑服，人心自肃”（顺治《潞安府志》卷七建置十）。正如台湾学者潘朝阳先生所说，对关公的祭祀“已然属於全民的或社会文化活动”（《台湾关帝信仰的文教内涵：以苗粟区域为例之诠释》载台湾师大地理学系《地理研究报告》第二十八期抽印本）。

4、庙会文化。庙会又称庙市，原是围绕庙宇所发生的群众性信仰活动，民间庙会与民间娱乐、集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庙会中往往以社火为娱神的基本手段，“社会所具有的娱乐功能使社会形成巨大的文化向心力”“各种民间艺术的演出为社会增添了热闹的气氛”，“龙舞、狮子舞、高跷、旱船、杂技和神戏等民间艺术，无论是演出者还是观众，都在精彩的表演中得到愉悦，除去了积郁在心头的苦痛”（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庙会的经济职能---商业贸易也十分突出。庙会吸引方圆邻近地区的民众集聚而来，从而成为商贾集聚处。由于庙会已成为众人信仰娱乐购物和酬亲会友的特殊日子，以致“无庙不成村，有庙必有会”。由关庙而形成的庙会各地不一，大多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庙会之日，但有的地方一年中有多次有不同形式关帝庙会。如山西河曲县，关帝庙会第一次成为农历三月初十，第二次农历五月十三，第三次农历八月十五。山西祁县各村关帝庙会时间不一，庙市商品也不同。农历二月十二日小贾村关帝庙会交易商品以小杂粮为主，农历三月十一日（后改为七月初三）东观村关帝庙会以交易土产杂品为主。农历五月初一晓义村关帝庙会交易商品以草帽为主，五月十三日城内南街关帝庙会交易商品以祭祀杂品为主。清代河南沁阳知县倪进明对关帝庙秋市的繁盛曾赋诗道：“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群，入市游人粲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几日醉梨觞”（道光《沁阳县志》卷十二艺文志）。不难看出，庙会文化对地方商品交易的繁荣有着相当的推动作用。

5、戏曲文化。庙会演戏，原本为祀神，同时还起到了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和繁荣戏曲文化的作用。早在金代院本中《赤壁鏖兵》、《骂吕布》等曲目中，就有关羽的形象。元杂剧关公戏有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入清后，宫廷中关公戏主要集中在乾隆、嘉庆、同治、光绪年间。乾隆年《鼎峙春秋》大戏中包括有《关夫子夜看春秋》、《赤兔马归真主控》、《挂印封金寻旧主》、《将计就计取樊城》、《赴单刀鲁肃消魂》等折子戏，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关公戏有《古城》、《单刀会》、《战长沙》等。在民间，南昆北弋等剧种都有关公戏。南昆有《单刀会》、《三结义》、《古城会》等，江西弋阳腔有《封金》、《玉泉关公显圣》等，西梆中秦腔有《三战吕布》、《出五关》、《关公挑袍》、《斩华雄》、《刮骨疗毒》、《水淹七军》等。在民间，关公戏的演出常和庙会酬神结合在一起。如在台湾每逢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拜谒关帝庙，搭台唱戏，举行隆重的祭典。“夫台湾演剧，多以赛神，坊里之间，醵资合奏，村桥野店，日夜喧阗，男女聚观，履舃交错，颇有欢虞之象”（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三《风俗志.演剧》）。山西太原晋祠商民致祭关公时，“演剧凡三日，开市贸易。是日五鼓，烛炬辉煌，鼓乐喧嗔，跑殿拜祝者纷如，钧天乐台唱戏一出”。山西商人在各地建的会馆，都设有关公神殿，每年祭祀关公，除隆重仪式外，演出歌颂关公忠义事迹的戏曲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会馆内关公神殿前均建有非常考究的戏楼。黑格尔说：“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严格说，对关羽的崇拜，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宗教崇拜，关羽只是被佛、道教、神化，皇家加封后成为民间顶礼膜拜信仰之神，而关公戏的形成与发展，既传播了人们推崇的“忠义仁勇”精神思想，又繁荣了中华戏曲文化。

晋商与关公文化

明清晋商非常崇拜关公。晋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商埠、集镇，凡建晋商会馆必在馆内建关帝庙。本来，封建王朝对民间建筑有极严格的限制。但是，晋商借重关公被明清皇帝封为“帝圣”的条件，在建筑上“突破规制”，采用最高等级建关庙及戏楼等，致所建会馆及关庙尽可与皇宫媲美。晋商这样做，既显示了晋商的经济实力和势力，又塑造了晋商不同凡响的形象。例如：山东聊城山西会馆，俗称关帝庙，其建筑规模宏大，雕梁画栋，琼楼玉宇，璀璨多姿。洛阳《潞泽会馆关帝庙新建碑文》载：“新关帝庙……规模宏远、庙貔巍峨极翚飞鸟革之奇观，穷丹楹刻桷之威望”。

晋商承中华民族习俗，尊奉诸神，但在诸神中尤其关公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晋商商号或会馆中，通常以关公为主神，配以火神、财神等。如山东聊城山西会馆关帝庙，配享的是河伯、炎帝、药王、财神、瘟神、酒神、老君、马王等。

晋商对关公的赞赏、褒扬也极尽誉美之词。在关庙匾额中诸如“义冠古今”、“人伦师表”、“英风峻德”等不胜枚举。
下面是部分会馆建关庙与戏楼一览表：

 

北京	平阳会馆	前外小蒋胡同	关庙	戏楼
北京	临汾会馆	前外打磨厂	殿宇	戏楼
北京	潞郡会馆	广渠门内小兴隆街	殿宇	戏楼
北京	晋翼会馆	前外小蒋胡同	关帝	戏楼
天津	山西会馆	粮店街	关帝	戏楼
河北省保定	三晋会馆	东大街	关帝	戏楼
蠡县	山西会馆	大百尺镇	关帝	戏楼
大城	山西会馆	子牙河下湖	关帝	戏楼
永清	山西会馆	南关镇北	关帝	戏楼
吴桥	山西会馆	旧县城内	关帝	戏楼
任丘	山西会馆	城西关	关帝	戏楼
张家口	太谷会馆	东关街	关帝	戏楼
辽宁省海城	山西会馆	西门外	关帝	戏楼
朝阳	山西会馆	东大街	关帝	戏楼
辽阳	山西会馆	西门外	关帝	戏楼
铁岭	山西会馆	鼓楼北侧	关帝	戏楼
吉林省吉林市	山西会馆	东莱门外	关帝	戏楼
宁安	山西会馆	西大街	关帝	戏楼
山东省聊城	山西会馆	五常	关帝	戏楼
荷泽	山西会馆	解放大街	关帝	戏楼
安徽毫县	山西会馆		关帝	戏楼
江苏省徐州	山西会馆	云龙山	关帝	戏楼
江苏省苏州	山西会馆	张家巷	关帝	戏楼
河南省开封	山陕会馆		关帝	戏楼
河南省朱仙镇	山西会馆		关帝	戏楼
河南省洛阳	潞泽会馆	东关新街	关帝	戏楼
河南省洛阳	山陕会馆	南关教场街	关帝	戏楼
河南省周口	山西会馆	富实强街	关帝	戏楼
河南省社旗镇	山西会馆		关帝	戏楼
湖北省汉口	山陕会馆	汉皋循礼坊夹街后	关帝	戏楼
湖南省湘潭	山西会馆	平政路	关帝	戏楼
新疆巴里坤	山西会馆	哈萨克自治县汉城街	关帝	戏楼
甘肃省张掖	山西会馆	小南街	关帝	戏楼
云南省昆明	山西会馆	晋宁街	关帝	戏楼

（以上据刘文峰《山西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制表）

那么，晋商建会馆为什么要以关帝庙为中心，并设供戏楼，聚集拜祝，关公在晋商心目中占有何种地位起着何种作用呢？

1、关公是晋商的庇佑神、精神偶像。

晋商在外经商常常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所谓“商人在买卖场中，贩运有成功失败，创业有明争暗斗，行情有瞬息万变”，风险很大，很不稳定。因此，精神上企盼有神灵庇佑，需要从精神偶像中汲取力量，而地域亲情的关公，则是最佳的选择对象。关公“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查冥司、招财进宝以及保护商贾等职能”（平遥方志编委会《平遥县志》第二十五篇民情风俗.中华书局1999年），关公被妇孺长幼顶礼膜拜，在民间关公已成为万能之神。晋商商号、会馆供奉关公，就是祈求这位神通广大的神祗庇佑他们，并从关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以克服经商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晋商认为：“关帝君为吾乡正神，吾侪蒙福一恩，乌可不报”。因此要“按时致祭，俎豆煌煌，后之来者，顾此勿忘，威灵赫赫，惠普无疆”（天津《重建晋都会馆碑记》、《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达到“庙貔兴乡威，而共处，神灵偕人心，以胥欢”（引文同上）之功效。

2、 上“酬神恩”下“联乡情”

晋商大多在外经商，天南地北，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需要同乡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并在商界建立互信，关公是晋商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是凝聚同乡商人并以诚取信的象征。因此，晋商祭祀关公，既是“上酬神恩”“会聚乡公拜祝”的过程，也是通过“合属于同堂、崇隆祀典”，“通省联为一契，敦重乡谊”的过程，进而达到乡情永联，增强同乡凝聚力和山西地域商帮竞争力之目的。

3、以关公信义规范商业行为。

信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仁义德行，常安之书也。”上述传统的义利论述，揭示着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关系。关公一生行“义”，后人称他是“义冠古今”，“信义昭著”、“义不苟取”，关公成为民众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崇祀关公为精神偶像，以关公的“义”来规范商业行为，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公的信义取信于民，摒弃欺诈、假伪商业行为，并且请神威广大的关公日夜监督其精神世界和商业行为，以维护自身心理健康与提高防卫能力，从而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在河南南阳社旗镇的山西会馆中，曾立有一块晋商同集会馆关帝庙议定规范商业行为碑刻，兹抄录如下：

同行商贾公论戥称定规矩

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为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戥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应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踈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称之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此钧谕，永除大弊。
大清雍正二年菊月    山西平阳曲沃

大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重刻

行头 隆茂店  合盛店

     大生店  长盛店  同立
晋商为了公平交易 ，齐聚关帝庙协商定规矩，违者罚在关帝庙前戏台演戏三天，再犯者送官究治。以上可见，晋商是以关公的信义来净化心灵和规范商业行为。

明清晋商对关公的崇祀与信仰，对商业伦理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一，明清晋商对关公文化的宣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商业伦理文化。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货殖列传》）。看来，人的生存，生计必须考虑。但是在利和义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是以“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在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晋商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提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主张经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把我国的传统商业文化发展到一个新层次，进一步丰富了中化商业论理文化。德国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与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彼此毫不信任”。从晋商结合关公文化传承中华商业伦理文化的实际，充分说明中国商人有着丰富的商业伦理文化与价值观念。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创建戏楼碑记》载：“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经，必有武以为之纬。惟我公子生于山右，仕於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称”。晋商把关公与孔子放在同等地位，相提并论，突出了关公文化及其信义精神对商业活动的深刻影响。

其二，通过崇奉关帝提高商人地位。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社会地位最低，商人同官府打交道和在社会上处于极不平等地位，但明清皇帝官府，都崇奉关公为“帝”、“神”。晋商顺应时势与潮流，通过崇奉关公从政治上、社会上、心理上都使自身形象得到提高，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其三，推动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晋商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关公已是“帝”“圣”的崇高地位，在建筑上突破了封建王朝的限制，使晋商会馆关帝庙的建筑，达到堪与皇宫媲美的标准，在会馆内的木雕、砖雕等各种建筑，内涵丰富，艺术性强，把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推向了一个新水平。因此，现在山东聊城、河南社旗、湖北襄樊、河南开封、江苏苏州、内蒙多伦多等地山西会馆的建筑群已被列入国保单位。

其四、明清晋商通过对关公文化的宣扬，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流。

晋商崇祀关公，净化精神世界，求神通广大的关公保护，不仅推动了各地方商人对关公的崇祀，进而推动了民间对关公的广泛崇祀。如江西景德镇都昌会馆的大殿供奉的关羽，是正在捋须坐观春秋神像，托印关平和执刀周仑神像分列两旁。与大殿对应的是一戏楼，逢五月祭祀关公时演会戏。景德镇的湖北会馆也建有关帝庙和戏楼等。在晋商的影响下，各地商人祀关公之风“愈来愈盛，无法抑制”（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进而推动了民间、商界对关公的崇祀。

而海外谋生经商的华侨华人又把供奉关公习俗带到了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尤其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崇奉关公活动更广泛、深入。现在，全球五大洲华人华商普遍供奉关公，在华人华商集中地大多建起了关庙。

晋商在各地所建之会馆，既有关庙，又有戏楼，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晋商财势雄厚，平时看戏娱乐外，每年都要组织多次商会戏，每逢庙会和关公诞辰，或其它嘉庆节日，必演戏酬神，请来山西地方戏曲剧团演出，既宣扬关公文化，又祈祷关公保佑生意兴隆，同时增强了与当地民众的交流。

总之，关公的忠义仁勇，以信义为本，是炎黄子孙的传统道德，华夏民族的优秀品格，做人的规范，社会之楷模。关公文化是继中国历史上儒法兵道墨诸家文化之后出现的又一文化现象。关公文化与商人的结合，使中华商业伦理文化更加丰富，晋商的明礼诚信、精于管理、节俭勤劳、勇于开拓精神，受益于关公文化的薰陶与训鉴。而晋商对关公文化的传播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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