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史就是金融创新史，金融史也是金融制度变迁史。无论金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形式如何，无论金融作用于经济的方式如何，历史上金融制度的变迁总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金融创新。从微观上看，金融企业为了盈利，它必然不断地对自己已经使用的金融工具、正在进行的金融业务、正在使用的金融技术进行创新，借以发展自己，满足工商企业与社会的需求，同时这也是扩大自己的业务、市场与盈利的根本出路；从宏观上看，金融企业的每一项金融创新，在满足各类产业发展需要并为本企业带来盈利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金融企业本质上是风险企业，它是负债经营，一旦出现债务链中断，势必造成社会性问题。于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金融监管创新，这就是宏观金融调控的制度创新。接着，金融企业为了自己的继续发展，又会设法绕过监管“红灯”，再一次进行金融工具、业务或技术的创新；那么政府也就不得不再一次通过金融管理制度的创新，设置新的“红灯”以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这是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过程。不论是金融企业的微观金融创新，还是政府监管的宏观金融制度创新，每一次创新都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构成了一部金融制度变迁史。
记者：创新是金融业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发展史常常也是金融创新史。中国近代银行家们，正是通过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制度和金融技术的创新推动了中国近代金融革命的发展。您认为推动近代银行家们不断创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孔祥毅
推动近代银行家们不断创新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两方面。企业必须盈利，金融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技术、金融制度，才能找到新的盈利点，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利润导向的结果。社会责任也是银行和银行家不可忽视的，社会责任并不是天天捐款于公益事业，而是以合理的资金价格、周到的金融服务提供给客户，这是信义，天经地义。历史上有作为的银行家都不是唯利是图的掘富者，都具有造福社会的人生价值观，他们爱国亲民，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企业和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通过银行业务献身于社会。结果，银行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个人自然也成就了大事业。那些唯利是图者，不懂得利与义相通相济的道理，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银行家。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的座右铭，我们可以看出他成功背后的人生哲学：“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恭为德首，慎为行基，言则忠信，行则笃敬”。
记者：在清代，中国金融机构就已经建立起较为规范、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在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尤其是在经营风险控制方面，有哪些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值得借鉴？
孔祥毅
清代中国早期金融机构如票号、账局、银号、钱庄等，其治理机制，尤其是经营风险控制方面，形成很多好的制度和管理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内容太多，不能一一列举，略数几点：
一是人身股制。人身股制也就是人力资本制，该制度对业务骨干和老职工，根据其职责、能力和贡献大小确定“身股”，“身股”与“银股”（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配，并定期人事考核，增减身股。很多老票号的人身股总数超过了资本股，并且享受人身股者占职工人数的大多数，它比当代西方银行的期股制受益面要宽得多。
二是正本副本制。票号的资本金有正本与副本两种，正本是东家的“银股”，副本亦称“护本”或“倍股”，由东家和享有身股的职工在利润分配中提取一定比例留存企业，付息不分红，不可随意抽走。一旦票号发生亏损，亏损从“护本”中冲销；若亏损过大，身股职工以“护本”为限承担有限风险，东家则承担无限责任，东伙共同承担经营中的风险。
三是联号制。票号实行总分支机构制，总号对分号考核，“以结利疲帐定功过”。票号投资人一般都经营多种类型商号，大号可办小号，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混业成长，领头者是金融机构，类似现代金融集团公司。这种体制有利于票号资金灵活调度，实现金融业与产业相互支持，扩大市场份额。
四是人力资源管理制。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核心，重视经营“人”。新员工招聘，经历商铺名流推荐、查三代、笔试、面试、铺保、请进仪式、实际考验；学徒制三年，采取以老带新方式，学习道德修养、书写珠算、记账核算、平砝银色折合等等，票号负责食宿零花，没有工资；学徒期满合格，正式聘为职员，享有薪金、伙食、衣资和假期。老职工依据能力与贡献给予身股，并有应支、津贴、伙食、衣资，退休后身股继续分红，身故之后“故股”仍享受2～8年，同时还关照子弟就业，等等。
五是行会制。各类金融机构均有行会，如钱业公所、汇业公所、账庄商会等，它们在组织转账结算与订卯轧差、组织过标清偿债务、处理商务纠纷、监督行规执行、协调与政府关系、举办公益事业与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未来，要保持良好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新的金融创新的牵引。您认为该如何把握未来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
孔祥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不断创新与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继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仍然不能离开金融的牵引。未来金融创新与金融制度变迁，需要在微观金融业务技术和宏观金融监管制度两方面着手，前者是金融企业盈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后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博弈，这种博弈是围绕着微观金融盈利与宏观金融稳定展开的。但是从长远看，二者的利益是统一的，没有根本矛盾，金融企业利益、各类产业发展利益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都要兼顾。
未来微观金融业务创新与宏观金融制度创新，都需要重视金融发展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趋向。在市场化方面，金融企业要重视金融技术与服务创新，“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避免同质化；金融监管重点需放在宏观金融调控与金融稳定的创新上，无需过多干预金融企业的业务技术，让金融企业在市场中选择自己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在国际化方面，金融企业要练好内功，把握时机，选择好合作伙伴，创新对外金融业务，走向国际市场；宏观金融方面要重视金融内外协调创新、涉外金融监管制度创新，把国家金融安全稳定放在头等地位。近年中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当代金融安全不仅仅关系国内金融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记者：十年前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逐步开放中国金融业。追溯历史，从19世纪开始，中国金融业就已开始融入世界金融活动，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1907年山西的合盛元票号设立中国在国外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回首这一个多世纪，您认为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的新起点上，您认为未来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孔祥毅
回首一个多世纪，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是由被动地对外开放走向主动地对外开放，其间经过了长期的艰难的探索与选择。
19世纪，外国洋行、保险公司、银行开始进入中国，19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曾三次出现外资在华设行高潮，到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金融业已经被迫全面对外开放，虽然中国的票号、账局也走出国门，开设到俄罗斯、朝鲜、日本，但时间不长不得不全部撤回，而在国内，外国金融资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金融命脉，票号业全军覆没，民族银行与钱庄在艰难的狭缝中勉强求生，伤亡惨重。在此情况下，很多爱国志士主张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引进外国金融理论与技术。辛亥革命前后到20世纪40年代末，我们先是学习欧美金融理论与技术，50年代则摆脱了西方金融资本的控制，学习前苏联金融理论与制度，后来又不得不放弃学习前苏联，尝试走自己的金融发展之路，经过艰难的探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才找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一个世纪之交，中国金融业再一次对外开放，但是这次开放是主动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外开放，渐进地探索前进，完全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的，它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健发展。
在新的起点上，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坚持金融业对外开放，但是不必按照外国人的时间表，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在金融业对外开放过程中：一要继续努力提高国内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抗风险能力，练好内功，以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二要继续提高我国对金融宏观调控的监测与操作能力，在内外协调的原则下发展对外金融关系；三要积极稳步支持中国金融企业走向国外，从事金融服务、贸易融资和投资；四要稳步引进外国金融资本与金融企业，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总之，既要学习别人之长，也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记者：在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中，无论是经营成就，还是在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企业文化的形成上，票号都居于领先地位，“晋商精神”被认为是票号特有的金融文化。您认为“晋商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文化，有哪些是值得传承和借鉴的？
孔祥毅
晋商是明清中国各大商帮的领头雁，票号是晋商的主力军，挈领了中国金融革命。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舟共济的群体思想是经长期凝练而形成的晋商精神。晋商的核心价值观是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尚中贵和，这也是晋商的商业伦理与处世哲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晋商认为，利和义是相通相济的，必须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只要讲义，就有朋友，就好做生意，绝不能唯利是图。晋商还认为，和气生财，须时刻铭记尚中贵和，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有更好的经营环境。在历史上晋商的银行中，东家与掌柜、掌柜与伙计、伙计与客户、掌柜与官员、企业与同行都很讲信义，“善待相与”（“相与”是在业务往来中讲究信义的客户与朋友）。
票号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经营成败一切决定于“人”。在票号的管理中，票号练习生由总号资深职员负责训育，训育科目除技术方面外，在道德方面要求“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他如恒心、通达、守分、和婉、正直、宽大、刚勇、贤明。皆为一贯之教训”。财东全权委托总经理全赖其人格，总经理对于分号经理，也是如此。政府和社会对票号的信任，根本上是信任他们的个人信用。在票号的经营上，放款不收抵押，概重个人信用，汇款的汇费、存放款项的利息，都是因人而异。因此，人本主义是票号的特色，其核心在经营“人”。
简言之，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凭的就是其一幅对联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中求财”。票号的金融文化，体现在其管理制度与经营策略多方面，诸如合作股份制、两权分离制、人身股制、正本副本制、掌柜聘任制以及经营中“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资金调度策略等等，都是很成功的经验。
今天，我们可以从票号中传承和借鉴的地方很多，尤其在治理机制和以义制利、尚中贵和的金融伦理、处世哲学方面。例如在人事管理上，“用人以懂得信义为宗旨”，凡事待人以德，谦慎相传，以高傲自满、奢华靡丽为深戒；在对下属机构考核上，“以结利疲帐定功过”，按年度盈利与不良资产状况决定奖励并晋升身股；在市场竞争策略上，以“自立”“切究”明策略，因银行林立，商战激烈，优胜劣败，须有自立之方、自立之道，“一曰实事求是，二曰一意从公，三曰随机应变，四曰返璞归真”，一行一策。
记者：票号，其成就可谓骄人，但其衰落也令人扼腕。您如何看票号衰落的原因？票号的衰落，对于我们当代金融业的发展，有哪些教训值得铭记？
孔祥毅
票号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方面，一是科技进步，火车轮船开通，使商路改变，晋商失去地理优势，山西商务衰落；二是弱国无强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政府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税率远远高于外商，使票号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使晋商票号实力损伤；四是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商人进入了主流社会，中国商业革命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中国缺少思想解放运动，商人未能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
主观方面，第一，晋商的主流是农商、官商，儒商、买办极少，祖祖辈辈缺地少房的贫苦农民在“走西口”中发现商机并致富之后，首先置房买地，将商业利润转化为房屋地产，投资近代产业者较少。明清两代晋人在重商立业思想下，智力投资观念淡化，明清山西没有一个文状元，清末晋商后人生活奢靡，不问号事、不知世界风云，也就不可能在国内外市场剧变中把握商业航向。第二，票号的决策者大掌柜受利益限制和认识的局限，在外商进入、市场剧变时，故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即使驻外经理洞悉时局变化一再建议改革，都被决策者拒绝，失去改革发展的良机。第三，票号在后期依托官府，职能异化，由商业金融转向了政府金融，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崩塌，存款逼提而贷款不能回收，票号经营自然一败涂地。第四，票号企业治理缺失制衡机制，社会稳定时尚能维持，社会动荡时这一缺陷暴露无遗，大掌柜权力过大，没有董事会、监事会，缺少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加上股东无限责任制，企业破产累及家庭财产，历史上好几位诚信的票号东家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产，流浪街头。第五，票号与近代银行相比，资本金过小，抗风险能力弱，虽然有副本支持，但仍无法与外商银行抗衡。第六，票号业务缺乏灵活性，信用业务重大轻小，信用对象重官轻民，信用方式重人轻物，信用工具重汇票轻钞票，利率调整重稳轻活。这些方面，都是当代银行需要汲取的教训。
记者：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引起广泛关注。该运动的实质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业诚信的质疑。作为金融业的立业之本，诚信不仅来自金融从业者的自律，更来自制度层面的约束和保障。在中国近代金融发展中，中国的金融机构如何建立自身的诚信体制？这对于当代的中国金融业，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孔祥毅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质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业诚信的质疑。我注意到，在华尔街金融大亨们面临经营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双重危机时，2009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中国山西票号”的特写文章，被媒体解读为“美国大力推销晋商精神，借以警醒处于经营危机和信任危机下的AIG类的金融巨头们”。
诚信是金融业的立业之本，不仅需要行业自律，也需要法律制度的约束和保障。近代中国金融业的诚信体制，首先，它是以社会伦理道德来保障的，这种伦理道德源于儒家思想几千年的传承，到明清又演绎为关公崇拜的信义自觉，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又使得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其次，商业行会特别是金融业的行会的行规制度，也有着很重要的管理约束作用。最后，历代政府制定的礼仪制度对于信用行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使民间商业习惯与契约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当年贸易与金融活动中大量的信用贷货、信用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就依靠商会与金融企业组织的“过标”来实现：根据镖局押运银两与货物的期限规定多种标期，各标期长短与标内标外借贷时间，决定“标利”高低。过标时，一切到期债权债务一律在三天之内结清，第一天银两，第二天制钱，第三天“订卯”，即现代银行间的轧差清算。所以，历史上“过标”如“过年”，张灯结彩，唱戏三天；“过标”亦如“过关”，是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谓之“顶标”，一经“顶标”，企业则信用扫地，甚至立即破产。
当代金融业诚信体制的建设，有很多很好的创新，比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和“黑名单”制度，成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如担保公司等等，但是，诚信体制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我认为道德教育是基础，法制建设是关键，政府示范是保证。
记者：我们看到，您的金融思想大部分都是从金融史研究中切入和发现的。请您谈一谈您的金融史研究方法。
孔祥毅
我认为金融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发现规律的，只能在分析研究历史演变中发现和探索，金融学研究不应忽视金融史的研究。我在金融史的研究中，一是把中国金融史放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中来观察，注意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意在历史长河中不同阶段金融发展的特性与轨迹；二是把金融史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相联系，注意金融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三是比较各国金融发展历史，注意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四是金融结构功能分析，注意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关系，结构变动，功能也变动，金融结构变动常常是金融变迁的动因；五是史论结合，以历史为依据，以理论为工具，致力于抽象金融理论问题的研究。
记者：您从1963年开始任教，在四十多年教书育人的生涯中，您有哪些心得体会和感悟能与我们分享？
孔祥毅
我从1963年开始从事高校金融学教育至今，深深感到金融学教学与研究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我很喜欢这个职业。本人爱好、名师指导、博观约取、恒心毅力，这四个词足以概括我的一路行程。自己工作的环境偏僻，不敢闭门造车，于是四处拜师，不管年龄地位，只要觉得有长处的同行，都虚心请教，跟踪金融学前沿的名流学者的论着与演讲，尽可能使自己置身于前沿。资料的积累是研究的基础，我有多种笔记和资料卡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依靠笔记，经常整理自己的卡片柜。我笃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名友会让自己受益无穷。